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當前經濟工作千頭萬緒,需要從戰略全局出發,抓主要矛盾,從改善社會心理預期、提振發展信心入手,抓住重大關鍵環節,綱舉目張做好工作。對我省來說,制造業發展一頭連著投資、出口,一頭關系到通過改善供給水平擴大社會消費需求,既面臨著加快產業升級的迫切任務,也是切實落實“兩個毫不動搖”、優化民營企業發展環境、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主戰場。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三年來,制造業企業的發展及展現出的信心,呈現出新的特點。一是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的分野。從全國多地情況看,大型工業企業增加值增長基本都明顯好于中小企業。一方面,據統計,去年我省工業大企業(集團)實現營業收入超百億元企業達191家,2021年為172家,較2020年的148家分別凈增43家和24家,增加數量較為顯著。另一方面,中小制造業企業普遍面臨訂單難找、成本難降、賬款難收、融資難求、人流物流難暢通等問題,應該說,中小企業受疫情的沖擊更大。二是行業景氣程度的顯著分化。以光伏和電動汽車為代表的新能源產業近年來持續高景氣,2022年國內光伏新增裝機超過87吉瓦,同比增長59.3%,其中集中式光伏新增36.3吉瓦,同比增長41.8%;分布式光伏新增51.1吉瓦,同比增長74.5%。2022全球新能源汽車動力電池裝機量達到515.9GWh,同比增長65.83%,其中國內電池裝機量 261GWh,同比增長86%。從我省情況看,2022年我省規上工業增加值實現增長5.1%,而鋰離子電池、新能源整車、光伏設備及元器件產值同比分別增長92.6%、67.9%和58.5%,因為新能源汽車滲透率的提高,汽車產量同比增長29%,結束長達5年連續下滑態勢。顯而易見,景氣分化造成各個行業對宏觀經濟感受的巨大差異。三是各類經營主體對營商環境的感受存在顯著差異。大型企業和風口行業是地方招商引資的重點對象,各個地區往往會打造政策優惠的洼地,對這類企業通過“一事一議”的方式給予土地、稅收、融資等方面的優惠。近年來我們注意到一個現象,資本密集型行業的頭部企業會在多個地區布局產能,這除了產業鏈協作的要求之外,獲取各個不同地區的政策支持也是重要原因。針對列入一個地區的重大項目,各個地區會在開工手續、環保、安全等方面獲得更快的協調。疫情期間,重點園區的重點企業得到的“保產”“保供”的支持也是不同的,在政府部門推行的“鏈長制”往往明確提出優先保障重點產業鏈的企業。
由于上述原因的客觀存在,民營制造業企業信心出現顯著的分化,這是我們調研不同類型企業對未來的看法時,往往會得到截然不同答案的原因。當前經濟結構轉變帶來的影響,要顯著高于經濟總量變化給企業帶來的影響。所以,提升制造業企業家群體的信心,關鍵是增強量大面廣的中小企業的信心,支持廣大傳統制造業企業實現轉型升級,盡可能營造普惠的營商環境。
據統計,我省民營規上工業增加值占全省比重超過50%,說明近半數的制造業企業仍屬于規下企業,而且規上企業銷售在2000萬至4億元的部分仍屬于中小企業;我省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產值占規模工業比重約為40%,這說明傳統產業規模占比仍占60%的大多數。樹立這部分企業的信心,不僅不容忽視,而且是黨委和政府工作攻堅的“關鍵多數”。基于此,有三點建議。
首先,加快對傳統制造和中小制造企業的賦能。一方面,要鼓勵傳統制造和中小企業敢于技術創新、創立品牌;另一方面,要為企業立足自身優勢、高效整合資源、避開短板創造條件,搭建人力資源、政府服務、檢驗檢測等公共服務平臺賦能,幫助企業降低成本,從競爭中突圍,并贏得競爭利潤,從而為下一步發展創造機會。數字化轉型是為企業賦能的關鍵一環,我省在去年啟動“智改數轉”的基礎上,今年初出臺的“42條”提出今年再安排12億元支持工業企業開展免費診斷、高端化改造升級、智能制造及工業互聯網標桿示范和融合應用創新等項目建設,應當在前期經驗的基礎上,細化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診斷的顆粒度,加快制造業智能化改造和數字化轉型。
其次,支持基層工業園區和集中區優化發展環境。中低端制造業仍是我國制造業的主體,就我省來說,為數眾多的傳統制造和中小制造企業分布在區縣和鄉鎮的工業園區。對這類園區,要加大標準廠房、配套服務設施建設,促進共用共享,堅持基層環保、安全等政策執行的專業性、協調性和可預見性,提高產業集中度和土地資源利用效率,引導零散工業向集中區轉移。鼓勵與我省重點打造的產業集群相關聯的項目落戶,把基層工業集中區打造成承接產業轉移的重要載體。因地制宜加強國家級、省級園區與基層園區的聯動發展,改善扶持政策,建立資源統籌調度和統一結算機制,構建入園項目的空間、土地、環境、能耗、稅收、經濟等指標“共管共享”模式,實現資源平臺共用、項目收益共享。
最后,加強中小企業與鏈主大企業之間的融通合作。工信部等部門近年來提出,要推動上中下游、大中小企業的融通創新。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產業鏈的穩鏈、固鏈不僅要直接支持產業鏈上的企業,還要支持產業鏈企業之間的合作關系。很大程度上,中小企業的信心來自于需求,疫情期間資源向大型企業集中的趨勢,更要求鏈主企業疫后承擔更多的產業鏈發展責任。我省可以借鑒北京等地的經驗,對“鏈主—專精特新”企業之間的合作設立專項支持方向,比如,補償上下游企業之間試用材料等成本,更大力度支持首臺套以及之后的產業化,減少下游企業“不敢用”的情況。同時,還可以將對中小企業的帶動作為對下游國有大型企業考核和評估的重要標準之一,相對來說,大型國有企業在試用、磨合國內供應鏈新產品時,具有更強的實力和能力,應當表現出更大的耐性。這樣既可以實現產業鏈市場化運作的可持續性,又把握住了產業鏈協作的抓手。
(作者為南京大學長江產經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