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抗疫的悲壯和成功令世界矚目，同時也被認為不可復制。中國抗疫，有三個特殊關鍵詞：“隔離”，而且是“全民隔離”；“逆行”，而且是舉國動員的“逆行”；“與子同裳”。全民隔離為何可能？舉國動員的“逆行”到底是何種力量驅動？危難時刻海內外到底何以“同裳”？不得不說，制度之外，全民抗疫是民族倫理力量、民族倫理精神的靜穆而悲壯的文化釋放。

“隔離”是中國抗疫的第一要素。“隔離”之成為可能，最深沉的還是制度背后的文化因素，即“國—家文明”的國家與家庭兩大倫理實體及其合力所提供的倫理安全體系。中西方文明的最大區(qū)別，在于它們選擇了迥然不同的文明路徑，西方是家國相分，中國是家國一體、由家及國。中國自古至今就是家與國一體貫通的“國—家”體制和“國—家”文明。文明史上的危難時刻，中國“國—家文明”往往釋放出巨大的倫理能量，體現(xiàn)出堅韌民族精神。

在“國—家”文明體系中，國不只是政治的存在，更不是像西方政治學家所說的那樣，只是契約性存在或工具性存在，而是具有家園意義的最高倫理實體，既履行現(xiàn)實的倫理功能，也被寄托著具有終極意義的倫理期待。“隔離”充分顯現(xiàn)了國家作為倫理實體的文化本性與文化力量。“隔離”的實施具備主觀和客觀兩個條件，主觀上得到全民響應，體現(xiàn)“特殊意見與普遍意志的統(tǒng)一”，這種統(tǒng)一建立在人民對國家的充分信任基礎上，相信它是個人的根本利益所在；客觀上國家確實履行了作為倫理實體的功能，這種功能強大到如此程度——當全國按下暫停鍵之后，基本生活供給基本沒有出現(xiàn)國外那種嚴重短缺的現(xiàn)象。全民隔離成功地將個人意志凝聚為國家意志，抗疫初步成功更是提升了全民的國家認同和愛國主義熱情。

然而，讓全民在條件迥異的家庭環(huán)境中度過漫長而艱難的兩個月，還需要另一個倫理條件，這就是家庭作為自然的倫理實體的意義。“隔離”顯現(xiàn)了家庭的巨大倫理承載力和倫理堅韌，也許世界文明體系中很少有像中國式家庭那樣，能夠在患難與共中承受如此漫長而艱難的隔離生活。據(jù)調查，包括湖北武漢在內的人們，隔離之后家庭觀念、家庭倫理認同都顯著增強，不少離婚的家庭在隔離中復合或有意向復合，不少單身青年在隔離的孤獨中產(chǎn)生強烈的婚姻意識。

不只是國家，也不只是家庭，而是“國—家文明”體系中國家和家庭兩大倫理實體的互補互動，為漫長的全民隔離建構了堅韌的倫理安全系統(tǒng)，家庭提供自然的倫理安全，國家提供政治的倫理安全，“國—家文明”體系下的國家與家庭從政治和精神兩個維度為艱難歲月的中國人提供了倫理家園和倫理安全。這一倫理條件，正是西方文化所難以復制之處。

中國抗疫的第二個關鍵詞是“逆行”。一方面是國家組織的各省市以醫(yī)護人員為核心奔赴武漢的逆行；另一方面是武漢封城后以“外賣哥”為代表的市民們的逆行。舉國逆行中兩個現(xiàn)象值得思考。其一，逆行的隊伍是國家組織與社會大眾的匯合，即便國家有強大的組織能力，然而數(shù)十支援鄂團隊一夜組建，民眾義無反顧的響應才是根本原因；其二，逆行的中堅力量既有以鐘南山院士等為代表的高級專家，但更多是以醫(yī)護人員為骨干的普通大眾。到底是何種精神力量剎那間動員和匯集成如此浩蕩而又極具悲壯色彩的逆行大軍？簡言之，良知，倫理的良知。中國的抗疫反應，舉國動員的災區(qū)逆行，釋放的是國家的倫理良知，是人民的倫理良知，是中華民族的倫理良知。

比較中外抗疫過程，在國家層面，中國似乎并沒有經(jīng)歷西方式經(jīng)濟與生命之間的理性盤算，而是一旦意識到情勢的嚴峻便斷然封城隔離；在個體層面，沒有發(fā)生醫(yī)護人員自我保護的權利訴求甚至臨陣逃避，更沒有討價還價的罷工要挾，而是義無反顧的舉國逆行。這是什么力量？是倫理良知的力量。著名學者杜維明先生認為，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重要差別之一，就是良知理性，而不是西方式的認知理性。良知是什么？孟子曰：“人之所以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以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良知不是認知，其要義不只是知，而是知行合一。因其是人的善良本性凝聚而成被謂之“精”；因其“不慮而知”被謂之“神”；因其強烈的倫理感通并轉化為社會性集體行動的能力被謂之“氣”。抗疫中舉國逆行所釋放的就是中國文化深處的倫理良知的精氣神。從鐘南山的眼淚，到年輕護士臉上深深的口罩印痕，鐫刻和演繹的就是人性深處倫理良知的精氣神，是讓道德規(guī)律成為自然規(guī)律的那種倫理型文化的良知境界。

“與子同裳”蘊含著“天下”倫理意識。中國倫理型文化對待世界的態(tài)度，是基于《尚書》“人是萬物之靈”的厚德“載物”；西方文化是基于“人是萬物尺度”的征服性的“宰物”。“載物”與“宰物”是兩種世界觀和文明觀。“載物”是倫理世界觀，“宰物”是科學世界觀。倫理世界觀在家庭和國家之上，還有一個不同于“國際”、也不同于“世界”的文化意義上的作為終極倫理實體的“天下”意識。中國傳統(tǒng)文化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大學之道”，對待“天下”的態(tài)度是所謂“平”。倫理世界觀的思維方式，是“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能近取譬，所謂“平天下”不是平定天下，更不是主宰世界，而是通過己立立人、己達達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己及人，達到“天下平”的大同境界，所謂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

這種“天下”倫理意識在抗疫中從兩個方面得到體現(xiàn)。在抗疫的至暗時刻，中國曾得到日本、韓國等國物資和道義上的支持。在中國取得抗疫初步成效時，便派出多支專家團隊并用各種方式支援其他國家，體現(xiàn)的是災疫時刻共命運的“天下”文明意識。對那些曾經(jīng)幫助過中國的國家來說，這是“以德報德”；對那些曾經(jīng)傷害過中國的國家來說，這是“以德報怨”。中國內部，在湖北武漢的各地逆行醫(yī)療隊完成任務撤回之際，當?shù)厝罕姛釡I送行甚至路口跪謝的場面，讓世界動容，也讓醫(yī)療隊員們從內心感到“一切都值了”。這就是投桃報李、結草謝恩的倫理型文化傳統(tǒng)的當代演繹。

恩格斯曾經(jīng)說過，沒有哪一次重大自然災害不是以巨大的歷史進步為補償。面對文明史上最重大的疫情，世界難言成功，但從中國抗疫中我們到底應該學到什么？也許是將對中國倫理型文化傳統(tǒng)的自覺和自信轉化為國家文化戰(zhàn)略，概言之就是“學會倫理地思考”。由此，國家的倫理力量、民族的倫理精神、民族文化的倫理能量，將成為構成國家發(fā)展力和民族生存力的核心要素。也許，這就是空前災疫可能給予我們的重要歷史補償之一。

（作者為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江蘇道德發(fā)展高端智庫首席專家、東南大學資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