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近代以來，伴隨著“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的深刻社會變革進程，思想家們試圖運用一種新的法律學說，來解釋從前近代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發展中的種種法律問題。迄至19世紀，近代西方法律發展理論逐漸形成，并且日益產生重要的影響。馬克思主義法律發展理論的誕生，標志著文明社會法律發展思想演進過程中的偉大飛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法哲學的理論分析原則，深入考察不同類型社會的生產方式對法律發展進程的支配性作用，著力探討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過程中法權關系類型的歷史轉換及其內在法則，悉心研究1500年前后新大陸與新航路的發現所開啟的世界歷史一體化進程及其對全球法律發展領域的深刻影響，清晰勾勒了近代以來西方法律世界與非西方法律世界之間的有機互動格局，從而建構了以近代以來法律類型轉換及其現代化為研究對象的歷史唯物主義法律發展理論，確立了關于社會變遷或現代化與法律發展的科學的法學世界觀與方法論。因之，國際思想界的許多學者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及其發展理論看作現代化理論的思想淵源，認為馬克思的社會發展理論是現代化理論的重要理論依據。毫無疑問，研究當今世界的現代化與法治現代化問題，必須“回到馬克思”，以此為理論出發點繼續進行新的理論與實踐探索。

當下中國正處在一個極其深刻的社會大變革時代。全面建成現代化國家，實現中國式法治現代化，這是中華民族孜孜不倦的不懈追求。面對推進中國式法治現代化、加快建設法治中國的歷史使命，習近平法治思想創造性地闡發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法律發展理論的基本原理與方法論原則，堅持胸懷天下，腳踏中華大地，深刻把握文明社會法治現代化進程的運動趨勢，科學揭示法治現代化的中國道路的內在機理，進而系統闡發法治現代化的基本法理，構建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法律發展理論，對馬克思主義法律發展理論在21世紀的發展作出了原創性理論貢獻。深入研究闡釋習近平法治思想關于法治現代化的基本理論，對于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自信，堅持和拓展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奮力開拓新時代新征程法治中國建設的新局面，無疑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習近平法治思想關于法治現代化的基本理論內容豐富、思想深刻、指向鮮明，限于篇幅，本文著重從現代化與法治、法治現代化的運動樣式、法治現代化的推進方式、法治現代化的價值基礎等若干層面加以闡述。在這里，我們可以深切領悟到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論邏輯力量和實踐偉力。

一、現代化與法治

人類社會發展史表明，一定的社會調整機制對于促進社會的有序健康發展，無疑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法律是在社會經濟生活條件的支配性作用下，人類社會由野蠻走向文明的歷史產物，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法權關系表現形式，也是推進國家治理、確保國家繁榮發展的內在需要。法治興則國家興，這是人類文明進步發展的歷史定則。法治現代化的演進是一個世界性的歷史進程，有其固有的運動規律，深刻影響著文明社會各個民族或國度的國家發展基本面貌。

習近平總書記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法哲學的基本原理，深刻闡述“法治興則國興，法治強則國強”這一人類文明發展的共通性基本道理，強調“用明確的法律規范來調節社會生活、維護社會秩序，是古今中外的通用手段”。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其他國家，法治與國家強盛息息相關、密不可分，法治對人類文明進步和國家繁榮昌盛產生了重大影響。因之，習近平總書記援引古代中國先賢的“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的觀點，借以強調“法治是治國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法治興則國家興，法治衰則國家亂。什么時候重視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時候就國泰民安；什么時候忽視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時候就國亂民怨”。

現代化是人類進入近代以來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一個殊為重要的歷史階段。作為一個全球性的發展過程，現代化是在科技革命的強勁推動下，社會發展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和飛躍的革命性進程，反映了人類思想和行為各個領域的深刻變革，從而形成嶄新的人類文明價值體系。法治現代化是一種歷史性的現象，是一個從傳統型法制向現代型法治的歷史創造性的變革過程。作為人類社會法治文明演進過程中的歷史性變革，法治現代化是一個規范與價值相統一的法律變革過程，旨在實現從傳統的法律理念、法律制度、法律實踐、法律價值向現代社會的法治理念、法治制度、法治實踐、法治價值的歷史性轉變，因而是人類法治文明價值體系的巨大創新過程。

縱觀世界法治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現代化與法治內在聯結、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治和人治問題是人類政治文明史上的一個基本問題，也是各國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必須面對和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綜觀世界近現代史，凡是順利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沒有一個不是較好解決了法治和人治問題的。相反，一些國家雖然也一度實現快速發展，但并沒有順利邁進現代化的門檻，而是陷入這樣或那樣的‘陷阱’，出現經濟社會發展停滯甚至倒退的局面。后一種情況很大程度上與法治不彰有關”。因此，現代化與法治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法治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的內在要求。

首先，法治是現代化國家的顯著標志。近代以來人類政治文明的發展史充分表明，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現代化是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的一場深刻變革。建設現代化的國家，內在地蘊含著法律生活領域的現代化。法治與人治作為一對方式變項，構成了現代化國家生活區別于傳統型國家生活的顯著標志之一。從人治走向法治，清晰地表征著現代化國家成長的基本軌跡，反映了國家治理理念、國家治理體制、國家治理方式、國家治理目標的革命性飛躍。摒棄人治，高揚法治，這是建設現代化國家、推進國家現代化的必然抉擇。更為重要的是，一定的社會經濟生活條件是一定的國家與法權現象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支配性因素。現代化國家是建構在現代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而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型經濟。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推動國家發展，建設現代化國家，必須遵循市場經濟的運動法則，在法治化的軌道上推進現代化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法治經濟的本質要求就是把握規律、尊重規律”。只有準確反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法權要求，運用法治方式調節社會經濟關系，牢固確立法治在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功能作用，才能為現代化國家建設夯實堅實的法治基礎。正是在上述意義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一個現代化國家必然是法治國家”。

其次，法治是建設現代化國家的制度基礎。建設現代化國家，這是一個極為宏大的系統工程，具有明顯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需要在各個領域加以推進。其中包括必須適應現代化進程中法治發展的要求，堅定不移地厲行法治，把建設現代化國家構筑在堅實的法治制度基礎之上。因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對于各國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具有普遍意義”。在當代中國，厲行法治，布局法治，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就是要把現代化國家建設納入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的軌道之中，筑牢治國理政的制度與法治基礎。隨著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深入推進，法治在現代化國家建設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作為治國理政之基本方式的法治，是現代化國家建設的重要制度載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根本制度基礎，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根本制度保障”。“我們要建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本質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法律表現形式”。故而，建設現代化國家，必須深入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筑牢現代化國家建設的法治基礎。

最后，法治是推進國家現代化的有力保障。以現代法治為基礎的現代化國家建設，旨在構建法治型的國家制度與國家治理體系，充分展現從法律思想到法律制度、從法律行為到法律實踐的多方面進程的法治現代化趨向。“法治是一個國家發展的重要保障”。推進現代化國家建設，必須更加重視法治的功能和作用，進一步健全和完善法治體制、制度和機制。當代中國已經進入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發展階段。習近平總書記分析說，“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發展的要求，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從初級階段向更高階段邁進的要求”。在新時代全面建設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必須充分發揮法治的保障作用，堅定地推進國家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為現代化國家建設營造公正規范有序的法治環境。習近平總書記就此指出，“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我們要更加重視法治、厲行法治，更好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堅持依法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面對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戰略任務，必須“筑法治之基、行法治之力、積法治之勢，促進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長期性的制度保障”。只有堅定不移地厲行法治，把全面依法治國的各項措施落到實處，更好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才能確保當代中國在深刻的轉型變革進程中既充滿生機活力又平穩健康有序，為實現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目標提供堅強有力的法治保障。

二、法治現代化的運動樣式

文明社會中法的現象的運動發展，是一個諸多社會因素或條件彼此相互作用的過程，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構成整個社會結構、國家形式及法的現象的“隱蔽的基礎”。因此，人類社會法律發展進程是多彩多姿的，不同民族或國度的法治現代化進程呈現出多樣性的歷史特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強調，“極為相似的事變發生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法治現代化既是一個世界性的歷史進程，也是一個具有濃郁民族風格的法治現象。研究不同國家的法治現代化進程，必須聯系各自國家特定的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歷史的乃至地理環境的諸方面條件，由此探尋不同國家法治現代化進程的獨特性質與特殊道路。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地闡述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法律發展理論，精辟地指出，“設計和發展國家政治制度，必須注重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形式和內容有機統一。要堅持從國情出發、從實際出發”。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鮮明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嶄新概念。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是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在法治領域中的集中體現，是中國共產黨人從國情條件出發，深入推進法治發展與變革，奮力創造出來的具有鮮明中國特質的現代化法治新路，蘊涵著深刻的內在邏輯。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堅持把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相結合，加強推進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戰略考量，決不照抄照搬別國模式和做法，努力探索適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堅定地走出一條自主型的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

首先，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具有獨特的國情條件。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把握中國的國情條件及其特點，深入考察中國國情條件下國家現代化與法治現代化的歷史運動軌跡，強調“走什么樣的法治道路、建設什么樣的法治體系，是由一個國家的基本國情決定的”，由此精心謀劃全面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的戰略方案，推動新時代中國式法治現代化進程發生歷史性變革、取得歷史性成就。“法治當中有政治，沒有脫離政治的法治。西方法學家也認為公法只是一種復雜的政治話語形態，公法領域內的爭論只是政治爭論的延伸。每一種法治形態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論，每一種政治模式當中都有一種政治邏輯，每一條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種政治立場”。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體現了嶄新的社會主義性質。在當代中國，正確認識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的社會主義性質，最為重要的是要把握國家政治制度的性質與特點。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與制度，是該國法治現代化運動首要的決定性因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中國最大的國情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什么是中國特色？這就是中國特色。”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從根本上決定著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的基本性質。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一國體決定了我們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在中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人民在人類政治制度史上的偉大創造”。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權力機關，處于國家機構體系中的核心地位。國家行政機關、監察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都是由人民代表大會按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程序產生出來的。行政權、監察權和司法權均由國家權力機關誕生，以此確保所有國家權力最終歸于人民統一行使。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牢牢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定性，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在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等重大問題上做到頭腦特別清晰、立場特別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體制與制度，賦予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以鮮明的社會主義性質。從基本經濟制度方面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形式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彰顯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從而構成了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的經濟基礎。

其次，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具有獨特的歷史命運。近代以前的中國一直是世界強國之一，古代中國的法律亦具有廣泛的影響力。然而，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漸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國法律發展的自主性進程被打斷。為了改變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無數仁人志士也在苦苦尋找適合本國國情特點的政治與法律發展道路，“歷經了從技術層面、社會革命層面、實業層面到制度層面、文化層面的反復探索，嘗試了君主立憲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等各種制度模式，但都以失敗而告終”。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創造的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經歷了一個極不平凡的歷史過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新民主主義革命法制建設，使之成為實現新民主革命偉大任務的重要手段，“制定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以及大量法律法令，創造了‘馬錫五審判方式’”，展開了對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的艱辛的早期探索。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廢除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的“六法全書”體系，開創性地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體系；適應在實現國家制度根本性變革的基礎上重建社會與法律秩序的客觀要求，形成法治發展與群眾運動有機互動的格局；運用法律與政策相結合的方式治理國家與社會，并且展開較大規模的法律創制活動，為開創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提供了寶貴經驗。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共產黨悉心把握改革開放新的偉大社會革命的法治需求，深入總結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成功經驗和深刻教訓，提出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大法治方針；把“依法治國”確立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堅持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成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重大戰略決策；把“依法執政”確立為新的歷史條件下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這對于推進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加強和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意義重大而深遠；堅持立足中國的國情條件，走中國特色的法律體系形成與發展之路，創制“八二憲法”及其五個憲法修正案，形成和完善以憲法為統帥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經過改革開放以來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與法治變革，形成了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確保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戰略高度，加強全面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的戰略謀劃，作出一系列重大戰略決策，頒布《法治中國建設規劃（2020—2025年）》《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2021—2025年）》和《法治社會建設實施綱要（2021—2025年）》，并將其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之中予以有力推進。中國共產黨堅持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為“總抓手”，統籌推進法律規范、法治實施、法治監督、法治保障和黨內法規體系建設，以民法典編纂為重要標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更加完善，全面依法治國總體格局基本形成，全面依法治國實踐取得重大進展，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不斷深化和拓展。由此，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歷史是最好的老師。經驗和教訓使我們黨深刻認識到，法治是治國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再次，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具有獨特的文化傳統。“文化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力量”，“怎樣對待本國歷史？怎樣對待本國傳統文化？這是任何國家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都必須解決好的問題”。法治現代化是一個具有濃郁民族風格的現象。作為一種歷史文化力量，一定民族或國度的本土文化資源對法治現代化進程產生著深刻的影響，鑄就著法治現代化的特定的民族或國度的印記。中華民族有著悠久且獨特的法律文化傳統。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是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創造性轉換、創新性發展的過程。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是我們最為深厚的法治文化軟實力，也是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賴以形成與發展的文化沃土。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的實踐探索中開辟了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這決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我國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決定的。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有我們的歷史文化，有我們的體制機制，有我們的國情，我們的國家治理有其他國家不可比擬的特殊性和復雜性，也有我們自己長期積累的經驗和優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數典忘祖”。在堅持和拓展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這個重大問題上，我們要有自信、有底氣、有定力，高度重視法治現代化進程中的本土文化資源，保持法治現代化的濃厚的民族風格。習近平總書記深諳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真諦，著力把握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的深厚歷史文化底蘊，善于從博大精深的中華政治與法制文明遺產中汲取智慧和營養，不僅精辟概括和提煉古代中華政治與法制文明的思想與制度的歷史遺產，深刻闡發我們的先人們對于如何駕馭人類自身這個重大課題的理性思考和實踐探索，而且深入研究中華法系的理性智慧和偉大創造力，借以揭示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的歷史基礎。因此，堅持和拓展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必然要求積極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

三、法治現代化的推進方式

在文明社會法治現代化進程中“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交互作用所形成的歷史合力里面，政府推動與社會演進之間的內在互動，是這個“歷史合力”的重要表現樣態。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刻總結世界法治現代化之基本規律的基礎上，精辟闡述了法治化推進的三種不同類型，指出“從已經實現現代化國家的發展歷程看，像英國、美國、法國等西方國家，呈現出來的主要是自下而上社會演進模式，即適應市場經濟和現代化發展需要，經過一二百年乃至二三百年內生演化，逐步實現法治化，政府對法治的推動作用相對較小。像新加坡、韓國、日本等，呈現出來的主要是政府自上而下在幾十年時間內快速推動法治化，政府對法治的推動作用很大。就我國而言，我們要在短短幾十年時間內在十三億多人口的大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就必須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雙向互動地推進法治化”。這一重要論述以政府推動與社會演進的相互關系為分析維度，不僅精辟揭示了世界法治現代化進程的三種不同類型推進方式的主要特點，而且深刻闡釋了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推進方式的顯著特點，對馬克思主義法律發展理論作出了原創性貢獻，為深入探討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形態特征及其內在機理指明了方向。

一般來說，自下而上的法治現代化演進模式，或被稱為社會演進型法治現代化，主要是指因社會內部條件的成熟而從傳統法制走向現代法治的漸進式法治發展過程。這種自下而上地推進法治現代化的類型，一般以英國、美國、法國等歐美國家為主要代表。大約從13世紀開始，隨著《大憲章》（1215年6月）的制頒，英國開始了向近代法治的轉變。而美國法律的直接淵源是英國法。“如同美國的語言一樣，美國法律的基礎來自英國”。在英國、美國、法國等最早走上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的國家，其創設和形成現代化法治的過程，盡管充滿著許多激蕩風云的重大社會變革事件，但卻是一個自然演進的漸進變革的社會過程。近代西方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分離過程，歷史性地推動了社會演進型法治現代化模式的形成與發展。隨著歐洲中世紀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轉變及其法權關系系統的歷史變革，商業、財產、勞動方式及同業公會等市民社會構成要素日益獲得獨立存在和發展的意義，市民社會開始同政治國家相分離。16世紀開啟了資本主義“純粹所有制”發展的時代，這必然要在政治與法律生活領域中反映出來，表現為“權利、平權”。在近代英國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等近代西方政治革命的推動下，近代西方政治國家也得到了發展。在這一歷史進程中，英國的議會制度逐步確立，《拿破侖法典》確切地闡述了法國大革命的基本原則， 1787年美國聯邦憲法則架構了分權與制衡的政治體制。因此，近代的“政治解放”或政治革命在上述西方國家加速了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相分離的進程，進而確立了社會演進型法治現代化模式的運動方向。

政府推動型法治現代化模式，亦被稱為自上而下型法治現代化類型，主要是指因域外法律文化的沖擊而在政府的強力推動下所導致的自上而下的法治成長與進步的過程。這一類型通常以日本、俄國、韓國、新加坡等國家為代表。在這種法治現代化類型的國家和社會內部，政府作為有組織的國家力量發揮著主要的推動作用，推動法治領域的變革及其現代化進程。在俄羅斯帝國，彼得大帝試圖將現代化與專制政體結合在一起，組成一個愿意全面效仿歐洲文明的強有力的統治集團，從而推動俄國社會走上新道路。“18世紀初的二十五年，彼得大帝施行了自己規模宏大的改革。其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國家機構可以高效地、有力地保證國家的發展及其外交利益的達到”。如果說18世紀之前的俄羅斯國家構造的法律制度受到蒙古人和拜占庭政治與法律傳統的程度不等的外來影響，那么18世紀初葉的彼得大帝改革，則在統一的全國性政府架構與治理的基礎上，廣泛引進西方技術，仿行近代西歐國家的政府機構與法律體制，建立了西歐式的近代化政府體制與法律制度，逐步形成了類似于近代歐洲最早走上工業化道路的國家的基本特征。在日本，古代中國政體模式曾經成為日本政體運作的典型范式。隨著德川時代（1603—1867年）的到來，高度集權的王權體制逐漸被幕（府）藩（國）體制所取代，日本經歷了一個高度集權、形式化的封建制度的創立過程。19世紀中葉，美國迫使日本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這亦在很大程度上促發了明治維新運動。1868年明治天皇頒行“憲章誓約”，在恢復皇權的號召下，仿行西方的立憲體制，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君主立憲制國家。在這一過程中，明治政府適應社會關系劇烈變動的要求，積極引進和繼受歐洲近代市民法的體系和結構，改良傳統的法律體系，建立了由民法、商法、刑法等市民社會法典所構成的近代日本的市民社會法律體系，使之成為法院進行審判的基本準則，推動了日本法治現代化的歷史進程。

從總體上看，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雙向互動的法治現代化模式，亦被稱為政府推動與社會演進互動型法治現代化類型，通常是指在一定社會條件的作用下，政府與社會形成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彼此互動的格局，進而推動現代化法治的形成與發展。這種類型以中國為典型代表。政府推動與社會演進互動型的法治現代化模式，既有社會演進型法治現代化模式的某些特征，又有政府推動型法治現代化模式的相關屬性，二者內在整合，形成有著內在邏輯的獨特的混合式法治現代化類型。

一方面，從法治現代化的生成機理來看，中國法制變革及其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有其固有的特殊軌跡，它是一系列復雜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誠然，近代西方法律文化對近代中國社會法制變革的沖擊與影響，無疑是引起近代中國法制變革的重要動因之一。但是，這一沖擊及其影響是有限的，終究要通過中國社會內部的生活條件的變動而對法律領域產生影響。中華法系有著根深蒂固的社會基礎和文化土壤，具有堅韌的法律結構與深邃的法律價值取向。“與大陸法系、英美法系、伊斯蘭法系等不同，中華法系是在我國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顯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力和中華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蘊。中華法系凝聚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優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們傳承”。晚清變法修律以后逐漸形成西式的法律結構體系，中華法系的影響日漸衰微。“近代以后，不少人試圖在中國照搬西方法治模式，但最終都歸于失敗”。以中華法系為代表的中華傳統法律文化有著內生的韌性，能夠適應時代的變化而在相當程度上滿足當今社會生活急劇變動的社會與法律治理需求，依然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因此，必須從中國社會及法律生活領域的內生性演進過程，來探索中國法治變革及其現代化的“劇情主線”。

應當看到，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歷史性任務，就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實現向法治社會的歷史性轉變。在法治現代化進程中，社會主體的自主性、能動性與創造精神，乃是推動法治變革的內生動因。在當代中國，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廣泛發展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深入推進，社會成員的首創精神和聰明才智有了充分施展的廣闊天地，社會主體愈益成為推動法治變革的重要力量，法治社會建設釋放出強大的潛能，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社會內生演進系統因而得以逐步強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公民有序參與民主政治與法治建設，作為推進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一項重要原則，人民群眾在法治改革與發展中擁有知情權、參與權、決策權和監督權，充分展示了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制度優勢。習近平總書記科學揭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規律，深刻闡述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指出“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始終不渝堅持的重要理念。如何把民主價值和理念轉化為科學有效的制度安排，轉化為具體現實的民主實踐，需要注重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形式和內容有機統一，找到正確的體制機制和方式方法”。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始終為實現人民當家作主進行不懈探索和奮斗，逐步建立起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國家制度與法律制度。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新的歷史方位，深刻把握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與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戰略要求，不斷健全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制度體系。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國全過程人民民主不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參與實踐”，“實現了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國家意志相統一，是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社會主義民主”。法治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依托。人民是推進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主體和力量源泉。“全面依法治國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是人民，必須堅持為了人民、依靠人民”。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就必須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堅持和完善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制度與法律制度，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使國家制度與法律制度更好地體現人民意志，反映人民愿望，保障人民權益，激發人民創造活力，從而使全過程人民民主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為拓展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注入強勁的動力。

另一方面，應當看到，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龐大、民族眾多、經濟社會發展很不平衡的超大型東方大國。在這樣的國情條件下推進法治現代化，無疑需要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國家及政府切實履行好推動法治發展的職能作用。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深刻總結黨的百年奮斗的歷史經驗，強調“治理好我們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政黨和人口最多的國家，必須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特別是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堅持民主集中制，確保黨始終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指出，“黨的領導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國際國內環境越是復雜，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任務越是繁重，越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手段鞏固執政地位、改善執政方式、提高執政能力，保證黨和國家長治久安”；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必須“堅持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各級領導干部的信心、決心、行動，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黨政主要負責人履行推進法治建設第一責任人的職責，這是推進法治建設的重要組織保證。因此，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共產黨對推進法治現代化的全面領導，擁有強有力的國家能力和現代政府系統，是開辟和拓展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的至關重要的條件。

由此可見，推進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進程，鮮明地體現了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雙向互動、政府推動與社會演進有機統一的時代品格。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推進方式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內在互動。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是政府推動與社會演進相互作用的歷史產物。對此，我們需要有足夠的自覺意識。

四、法治現代化的價值基礎

文明社會中的法的現象是一定社會價值關系的存在方式，有著自身獨特的具體表現形態。隨著人類文明的不斷變遷與發展，法的現象的價值基礎亦在經歷一個歷史性的嬗變過程，從而呈現出歷史差異性。法治現代化是文明社會法的現象發展的一場深刻的法治變革運動，蘊涵著深厚的價值內核。從資本主義法治現代化向社會主義法治現代化的歷史類型轉變，無疑標志著法治價值基礎的革命性轉型。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看法，近代資產階級政治革命及其所創設的國家與法律制度的產生，具有歷史進步意義。“政治革命打倒了這種統治者的權力，把國家事務提升為人民事務，把政治國家組成為普遍事務，就是說，組成為現實的國家；這種革命必然要摧毀一切等級、同業公會、行幫和特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充分肯定近代資產階級政治法律革命或“政治解放”的歷史進步性的基礎上，深刻分析近代“政治解放”法權關系形式上的平等性與實際內容之間的內在沖突，以及“偶然的個人”與“有個性的個人”之間的尖銳對立，強調資產階級“法治國”是建立在普遍性的物化了的交換關系體系之上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外是資產者為了在國內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財產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種組織形式”。因此，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革命應當推翻那種作為“物的力量的統治”的資產階級國家制度。“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并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必須根本變革建立在私有財產基礎上的國家制度與法律制度。“無產階級革命將建立民主的國家制度”，創立新型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與法律制度，使無產者作為“有個性的個人”得以確立和實現，建立“自由人聯合體”，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國家制度與法律制度基礎，超越資本主義法治現代化，確立社會主義法治現代化運動的嶄新價值方位。

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是20世紀初葉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中國社會發生的偉大社會革命的歷史產物，蘊含著豐厚而獨特的價值內涵，凝結著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致力于實現人類解放的崇高人類價值理想。習近平法治思想科學認識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深厚價值基礎，精辟揭示中國式法治現代化運動所展現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強調“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這無疑構成了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的人類價值圖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一些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走的是暴力掠奪殖民地的道路，是以其他國家落后為代價的現代化。我國現代化強調同世界各國互利共贏，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努力為人類和平與發展作出貢獻”。因此，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集中體現了千百年來人類企求和平、實現發展、促進公平、伸張正義、建設民主、保障自由的共同價值愿景，反映了世界法治現代化運動的共同價值關切。不僅如此，習近平法治思想深刻把握中國式法治現代化鮮明的社會主義性質，創造性地闡述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關于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的基本原理，開創性地系統論述以人民為中心的法治價值理論，悉心總結新時代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推進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創新實踐經驗，深入分析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的深厚法治價值基礎，從而充分彰顯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的價值意蘊。

第一，堅持人民至上，是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的價值基石。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推動社會變革的決定性力量。“黨的根基是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黨執政興國的最大底氣”。人民性是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的本質屬性。法治的根基在人民。以人民為中心，這是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區別于西方法治現代化道路的根本所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現代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全面依法治國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是人民，必須堅持為了人民、依靠人民”。因此，堅持人民至上，是堅定不移地走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的根本立場。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國家與法的學說，致力于建設人民當家作主的嶄新社會，建立和發展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制度與法律制度，彰顯了人民至上的法治價值取向，成功地走出了一條以人民至上為根本立場的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在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生動實踐中，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集中體現了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顯著優勢。

第二，依法保障人民權益，是推進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價值依歸。從法哲學意義上講，法的現象的內在價值就在于它是對社會主體的自由與權利的確認和保障，而社會主體一定的社會自由和權利，總是同一定的社會需要和利益密切聯系、不可分割。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時期，法權關系有著不同的性質和特點。在推進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進程中，依法保障人民權益，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貫主張。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就必須“順應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斷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最廣大人民的發展權益，對于中國式法治現代化進程而言始終是決定性的因素。維護和實現最廣大人民的發展權益，是推進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權益。要積極回應人民群眾新要求新期待，系統研究謀劃和解決法治領域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用法治保障人民安居樂業”。因此，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推進中國式法治現代化，就必須依法確認與保障人民權益，深入推進公民權利保障法治化進程，加快健全依法保障人民權益的法治制度體系，把依法保障人民權益體現在推進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全過程和各領域。

尊重和保障人權，是新時代推進中國式法治現代化面臨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黨的百年奮斗史，貫穿著黨團結帶領人民為爭取人權、尊重人權、保障人權、發展人權而進行的不懈努力”。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在開辟和拓展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的歷史進程中，始終尊重和保障人權，團結帶領人民為創造自己的美好生活進行堅韌奮斗，現行憲法明確記載了“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重大憲制原則，走出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有效施行治國理政，“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鮮明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權理念，高度重視和加強人權法治保障，新時代中國的人權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地闡述與運用馬克思主義人權觀，深入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推進人權事業的百年奮斗的寶貴經驗，從六個方面精辟概括了中國人權發展道路的主要特征，即：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堅持從我國實際出發，堅持以生存權、發展權為首要的基本人權，堅持依法保障人權，堅持積極參與全球人權治理。這一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適合中國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的本質特征，確立了在中國式現代化及其法治發展進程中推進人權事業實踐的價值指向，構成了當代中國人權觀的核心要義，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發展階段，要“奉行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權理念”，堅持人權普遍性原則與本國具體實際的有機結合，根據國情條件和人民愿望來發展人權事業，悉心把握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新變化在人權領域的具體樣態，深刻認識“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權”的價值意義，進一步深化法治領域改革，“實現尊重和保障人權在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全鏈條、全過程、全方位覆蓋”，不斷加強人權法治保障，從而為中國式法治現代化事業奠定堅實的價值基礎。

第三，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是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價值追求。世界法治現代化的進程表明，社會公平正義乃是社會與法治文明進步成長的重要價值指示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必須牢牢把握社會公平正義這一法治價值追求，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項法律制度、每一個執法決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在立法領域，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要堅持立法公平原則，加快完善體現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法律制度，健全和完善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體制、機制和程序，努力使每一項立法都能體現社會公平正義的要求，推動立法高質量發展。在行政執法領域，要堅持嚴格文明公正執法，“用法治給行政權力定規矩、劃界限”，切實解決執法不規范、不嚴格、不透明、不文明以及不作為、亂作為等突出問題，推動法治政府建設率先取得突破。在司法領域，要堅持公正司法這一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所謂公正司法，就是受到侵害的權利一定會得到保護和救濟，違法犯罪活動一定要受到制裁和懲罰。如果人民群眾通過司法程序不能保證自己的合法權利，那司法就沒有公信力，人民群眾也不會相信司法”。司法機關要圍繞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的目標改進工作，重點解決影響司法公正的深層次問題，切實提高司法的社會公信力。隨著開啟全面建設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推動共同富裕、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已經成為新發展階段推進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我國現代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只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會有正確的發展觀、現代化觀”。因此，推進新時代新征程的中國式法治現代化，必須堅定地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認真對待促進共同富裕、維護社會公平正義這一重大戰略議程，進一步加強國家制度與法律制度建設，健全社會公平正義法治保障制度，把增進人民福祉、推動共同富裕、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要求落實到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各領域全過程。

結語

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的開辟和拓展，并非脫離世界法治文明發展大道的孤立的法治現象，而是注重學習借鑒世界上優秀的法治文明成果，“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認真鑒別、合理吸收”，不搞全盤移植，不是照抄照搬，堅持從中國具體實際出發，傳承中華法律文化精華，總結和運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實行法治的成功經驗，“突出中國特色、實踐特色、時代特色”，不懈地探索與奮斗，堅定地走適合自己的法治現代化道路。因此，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是既體現人類法治文明發展的共通性準則、又深深植根于中國社會土壤之中的具有鮮明中國特質的自主型現代化法治新路，在世界法治現代化進程中獨樹一幟，創造了人類法治文明的嶄新形態。

習近平法治思想創造性地闡述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法律發展理論，基于對我們這個超大型國家治理和法治國情的深刻把握，深入研究世界法治現代化進程的運動趨勢，深刻總結世界法治現代化進程的經驗教訓，以深邃的理論邏輯力量和創新性的法治發展實踐，科學揭示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運動機理，建構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法律發展理論，進而充分展現了法治現代化的中國經驗、中國方案與中國道路的獨特魅力，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法治路徑指引，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法治現代化的道路選擇，為世界法治現代化進程貢獻了中國方案，打破了“西方中心主義”的法治現代化模式，對馬克思主義法律發展理論作出了原創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