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全方位夯實糧食安全根基，全面落實糧食安全黨政同責，牢牢守住十八億畝耕地紅線，逐步把永久基本農田全部建成高標準農田，深入實施種業振興行動，強化農業科技和裝備支撐，健全種糧農民收益保障機制和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確保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守住農產品質量安全底線是糧食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基礎保障，也是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近年來，江蘇省家庭農場快速發展。目前，全省納入名錄管理的家庭農場有16.8萬家，全省家庭農場土地經營面積近2200萬畝，占承包土地流轉面積近七成，生產類型涵蓋種植業、漁業、畜牧業。家庭農場已經成為江蘇省農產品穩產保供的重要力量，也已經成為影響江蘇省農產品質量安全總體狀況非常重要的主體。

隨著名錄制度、評定監測制度、一碼通管理服務制度的建設和完善，我省農產品質量安全制度規范建設看到顯著成效，但家庭農場農產品質量安全法律規范總體上還存在著很大的提升空間。現行的《江蘇省農產品質量安全條例》對農業生產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社這兩類規模主體有專門規范要求，但沒有專門針對家庭農場的規范要求。這導致在具體實踐中，有些地方家庭農場的數量和生產規模已經超過農民專業合作社，但其農產品質量安全義務卻明顯低于農民專業合作社。從近三年來違反農產品質量安全行政處罰案件情況看，家庭農場罰款在100—2000元之間，而農民專業合作社罰款在5000—20000元之間，最高可達100000元。同樣作為連接小農戶和大市場之間的新型經營主體，家庭農場農產品質量安全規范明顯弱于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規范。此外，家庭農場農產品質量安全的義務主要集中在農業投入品使用，而沒有保障全過程農產品質量安全的生產記錄以及包裝、標識等義務要求。

造成家庭農場農產品質量安全規范不足的原因除了缺少明確的法律制度指引外，家庭農場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難也是重要原因。農產品生產主體的質量安全監管向來是監管的重難點，而對于家庭農場的監管則挑戰更大。首先，農產品質量安全管理規范往往區分規模主體和小散農戶，對前者負擔較高義務要求，對后者多是鼓勵性規范，因家庭農場沒有明確規模主體地位，對其義務多是鼓勵性規范；其次，家庭農場農產品生產經營涉及不同種植養殖業務，不同種植養殖業從業的家庭農場的生產行為過程、農產品質量風險易發環節等存在較大差異，監管難度大。同時，基層的監管力量明顯薄弱。江蘇省近年來強化農產品質量安全基層監管，實施鄉鎮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督標準化提升工程，實施規模主體入網監管行動。但對于面廣量大的農產品生產主體，基層監管力量仍存在很大不足。

因此，要完善江蘇省家庭農場農產品質量安全規范，首先要明確家庭農場規模主體地位。《江蘇省農產品質量安全條例》（修改）已被列為江蘇省人大立法規劃。盡管上位法沒有明確家庭農場主體地位，但家庭農場作為江蘇省農業經營主體和維護農產品質量安全起重要作用的組成部分，應當在省條例中明確其規模主體地位，這也符合農產品質量安全規范對于規模生產主體更高的義務要求的立法思路。其次，要明確家庭農場全過程監管規范。對其全過程監管不僅應重視普遍關注的農業投入品使用問題，還應該關注其對農產品產地安全維護、生產記錄建立，農產品檢測、承諾達標合格證開具等。同時，要加強農產品質量安全基層監管力量。明確基層協管員工作職責，落實監管經費，更新監管設備條件，持續加強農產品質量安全基層監管力量。

以家庭農場為主要形式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可能是江蘇省農產品生產經營的主體。家庭農場農產品生產經營行為對江蘇省農產品質量安全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培育和鼓勵家庭農場發展的同時，應當加強其法治規范，尤其是農產品質量安全方面的法律規范，確保人民群眾“舌尖上的安全”。

（作者為南京農業大學金善寶農業現代化發展研究院研究員，人文與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