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媒介環境下新聞報道真相反轉、情緒對事實遮蓋等有關新聞真實的再認識問題日益突出，既有的“客觀真實”理論被質疑，而“符號真實”等新的新聞真實理論又產生了新的新聞真實核證危機。回溯真實觀在哲學中的討論，“符合論”“融貫論”真實觀的分歧與結合提供了對當下主流新聞真實理論的分析思路。結合“‘姐弟戀’婚姻比例占主流”的失實報道，指出新聞業在追求“符合真實”的目標指引下，應首先辨別各獨立信源的可靠性等級，再交叉驗證各信源信息，以信息之間是否邏輯融貫來確證信息是否真實。

一、引言

2019年1月，一位社會學教授發表的論文指出，2017年9月至11月《錢江晚報》、人民網等多家媒體報道或轉載的“我國‘姐弟戀’婚姻占據主流(達40.13%)”新聞是失實報道。該結論早已被證偽，并將論證過程和結果發表于學術期刊。真實是新聞的生命，各國新聞職業倫理規范都對此做出明確要求，如我國《關于嚴防虛假新聞報道的若干規定》中明確指出，嚴禁編發虛假新聞和失實報道。又如德國《新聞工作倫理準則》在第一節中就指出尊重真相、準確告 知公眾新聞事實是新聞最重要的原則。但新聞失實事件仍然層出不窮，且有愈演愈烈之勢，究其背后原因，并非僅僅因為記者編輯道德水平不高、專業能力不足，確因“真實”并不是一個容易定義的概念，而其在實際操作中難度更大。

近年較為典型的相關爭議主要圍繞新聞究竟應以“客觀真實”為新聞真實依據，還是應以“符號真實”為新聞真實的依據?本文結合哲學觀中關于真實問題的“符合論”“融貫論”來考察新聞真實觀中“客觀真實”“符號真實”面臨的困境，并試析解決之道。

二、“客觀真實”與“符號真實”面臨的困境

(一)“客觀真實”面臨實踐困境

受實證主義思想的影響，從19世紀晚期以來，占主導地位的新聞真實觀就立足于客觀實在論，強調“客觀真實”說。如“新聞報道必須同報道對象完全一致，否則就是對被反映的客觀事物的歪曲”“新聞真實就是新聞報道與報道對象相符合的真實”。“宏觀真實”“微觀真實”“本質真實”“現象真實”的討論也沒有脫離“客觀真實”的理論范疇，這些概念要求的真實仍是新聞報道與客觀事實的一致，只是對新聞真實實現的廣度和深度要求不同。

“客觀真實”說界定的新聞真實符合人們對新聞工作的樸素期待，即像鏡子一樣呈現社會的面貌。但不少學者認為，要求新聞報道與客觀現實相符合、完全一致，是對新聞認識不全面的表現，對“客觀真實”的追求只能作為一種理想來追求。有學者從現實局限性出發，認為對新聞真實的要求應持“依據真實”觀，只要信 息來源的依據本身真實存在，那么就可以認為新聞是真實的。“依據真實”觀雖然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卻容易將新聞實踐導向“有聞必錄”的報道方式，最終使媒體喪失公信力。

因此，新聞的“符號真實”說被提出，認為只要當事人對事實的表述解釋項、記者的報道解釋項、讀者的理解解釋項三者相互符合，就可以認為新聞真實得到實現。在支持“符號真實”新聞真實理論的學者看來，“‘符號真實’可以克服‘客觀 真實’的諸多困境，且并不違背‘客體之真’”。

(二)“符號真實”易違背客體真實

1.符號轉譯的“解釋項”一致仍會違背客體真實

“符號真實”說認為，任何發生于客體世界中的事實，進入人化世界后，都要經歷一個符號化的過程。客體事實自被其當事人或目擊者第一次符號化開始，就已經脫離了其符號“對象”所在的存在論與本體論范疇，轉而進入到“解釋項”這一認識論與審美論范疇。因此，“新聞求真的目標，只能退而求其次地變為追求‘再現體’與‘解釋項’之間的一致性”。

在“符號真實”說看來，不同主體“解釋項”互動 一致的新聞真實是符號學維度的新聞真實，是邏輯 意義上的新聞真實。這種新聞真實是不違背“客體真 實”的。但是，只要將“符號真實”說代入具體的新聞實踐中，就會發現，其背離“客體真實”常常難以避免。

“‘姐弟戀’婚姻占主流”的新聞失實報道，就是典型例證。2017年11月11日“光棍節”前后，《錢江晚報》《揚州時報》《大江晚報》等媒體引用中國社科院李春玲研究員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報》上的文章數據稱，年齡上“男小女大”的婚姻從2000年的14.37%上升到2010年的40.13%，我國婚齡差模式發生巨變。

三家媒體不僅引用這一數據，而且分別在當地采訪獲得一些相關“事實”支撐了該數據。例如，《錢江晚報》和《大江晚報》分別通過采訪婚姻咨詢公司獲得杭州和蕪湖“姐弟戀”婚姻達到三成的信息，《揚州時報》通過某區婚姻登記處主任的“粗略統計”，得到了揚州廣陵區近兩年來“姐弟戀”婚姻比例約占三成的信息。幾家報紙用這樣的方式“有理有據”地呈現了我國“姐弟戀“婚姻成為主流趨勢的“新聞事實”。《錢江晚報》的相關新聞在2017年11月14日進入新浪微博熱搜排行榜，人民網、中國新聞網、澎湃新聞、網易新聞、《揚子晚報》等媒體紛紛轉載，數千名網友留言，對這則新聞報道的內容深信不疑。

如果以“符號真實”的標準衡量這條新聞，從當事人提供的“解釋項”到記者通過自己判斷所呈現的“解釋項”，再到受眾閱讀后的“解釋項”，三者是一致的，該新聞應該屬“真實”范疇。

但如前文所述，這是個早被證偽了的結論。該結論最早出自中國人民大學劉爽教授與梁海艷博士發表的論文，他們分析全國婦聯1990年、2000年、2010年發布的婦女地位調查數據，發現2010年中國傳統的年齡上“男大女 小”婚姻比例明顯下降，“女大男小”婚姻比例明顯升高，二者分別占43.13%和40.13%。風笑天教授使用劉、梁在其論文中介紹的研究方法重新對同批數據進行分析，指出2010年“男小女大”的比例應為15.2%而非40.13%，甚至略低于2000年的比例(15.6%)，“男大女小”依舊是夫妻在年齡匹配上的主流模式。

結論錯誤是由于劉、梁兩位學者實際應用研究方法時出現紕漏。2015年9月風笑天教授的商榷文被中國社會科學網轉載，但2017年5月1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李春玲研究員在《中國社會科學報》上發表的文章仍引用了劉爽教授、梁海艷博士文中的數據，稱“許多研究都發現，‘男大女小’的婚姻明顯減少；而‘女大男小’的婚姻明顯增多”。2017年9月28日，《廣州日報》報道了對李春玲研究員的采訪，她受訪時明確說這個研究結論是其他學者獲得的，但并沒有說明學者的具體姓名。最終，前述多家主流媒體圍繞這一結論，在2017年11月進行了報道。精心挑選的發布時點與驚爆眼球的“科學結論”使這篇報道引發了全國熱議。隨后路小東、梁穎等社會學學者也指出這個結論是錯誤的。

“姐弟戀”婚齡差占比失實的新聞說明，即便新聞報道當事人、記者、受眾三者的“解釋項”相一致，仍會出現違背客體真實的情況。

2.“元語言”判斷無法保證客體真實實現

“符號真實”說認為，記者常無法在新聞事件發生時身處其境，因此，在對新聞事實當事人或目擊者采訪時，只能依靠自身攜帶的特定元語言，對他們的表述及其背后的原因進行意圖反推，來判斷當事人敘述的真實性。

“符號真實”說提到的記者“元語言”即記者原有的經驗框架。如何保證記者使用“元語言”判定的真實不違背客觀真實? “符號真實”說沒有回答。事實上，絕大多數記者是通才而不是專家，每個記者的知識范圍有限，記者很難保證每次都能利 用自己的“元語言”對當事人的解釋項進行正確的判斷。如果不能保證記者的判斷是有效的，這種與“依據真實”觀相同的做法極易使新聞失實。或者說記者只傳遞單一信源所提供的信息，不獨立向其他高可信度信源核證事實，新聞報道極有可能是被比爾·科 瓦奇和湯姆·羅森斯蒂爾批評的“斷言式新聞”“肯定式新聞”，這種報道只從社會事實中擷取能證明報道事實的信息，往往造成似是而非的新聞報道。

盡管有時確如“符號真實”說所主張，主體不同或同一主體在不同時候，因其主觀立場不同，面對同一事實，常常能看到不同的側面或完全不同的東西。但并不是所有的事實都會在主體的觀察中產生不同的認知。比爾·科瓦齊和湯姆·羅森斯蒂爾指出，報道中存在不同層次的知識。一種是事件的外部特征，另一種則偏向于內心世界。對于前一種知識來說，其“真實”標準是單一的，不以記者編輯的主觀立場為轉移;而后一種知識如何被解讀，則會受到記者編輯的立場影響。

“符號真實”對新聞報道中涉及的這兩種知識是沒有加以區分的，對“事件的外部特征”誤 稱亦以“元語言”的自在性理由而加以認可，顯然是不適合的。類似“姐弟戀”婚戀模式數據的事件外部特征，如何在新聞報道中真實呈現是新聞真實的基 本要求。記者自身的經驗知識并不足以確證夫妻年齡差是否發生客觀變化，但很容易由于對李春玲研 究員身份的信任而認同其所述內容的真實性。

同時，“姐弟戀”婚姻屬于具有新聞價值的新聞事實，記者編輯較多接觸這類信息，容易為“‘姐弟戀’婚姻大幅增多”的“擬態環境”所包圍，從而影響了自身經驗框架——也就是“元語言”的構成。如微信公眾號“周沖 的影像聲色”的《離婚大數據透露驚人真相:大叔控已落伍，姐弟戀成主旋律! 》一文，作者列舉了娛樂圈 中多對“姐弟戀”婚姻，表示因為這些事實，所以他對“‘姐弟戀’婚姻占主流”這一觀點深信不疑。因此，記者的“元語言”有其局限性，將其作為判定受訪者“解釋項”真假的唯一依據，極易造成新聞失實。

三、符合論、融貫論：新聞真實的保證、核證標準

哲學認識論中的真實觀包括符合論和融貫論。符合論最早可以上溯至亞里士多德的本質符合論: “真假的問題依事物對象的是否聯合或分離而定，若對象相合者認為相合，相離者認為相離就得其實。”即人對事物的認識與事物本身的狀態一致，就達到了真實。其后符合論真實觀發展出洛克的摹本符合論、羅素的對應符合論、維特根斯坦的同構符合論等。

無論符合論的表述如何發展，但都給出了真實的清晰定義，即語言、圖像或認識等主體認知與客觀實際相符合。但通過什么方式能達到主體認知與客觀事實的一致，符合論難以回答。以斯賓諾莎、黑格爾、布拉德雷、紐拉特等為代表的“融貫論”認為，經驗是不可靠的，尋求真實/真理需要依靠理性，如果一個命題與系統中的其他命題相融貫時，該命題便是真的，否則便是假的。

融貫論以命題之間的“融貫、一致”檢驗命題是否真實，使真實有了具體可辨的檢驗標準，方便了真實檢驗的實踐操作。但融貫論存在的問題是：虛構的故事也可以做到邏輯融貫。

面對“符合論”和“融貫論”各自的優勢與不足，邏輯實證主義哲學家蘇珊·哈克主張：只有“符合”的標準能將“真”命題與非“真”命題區分開來，所以“符合”是“真”的“保證性標準”；“融貫”的標準可以為一個命題可能為真提供“理性的擔保”，因此“融貫”是“真”的“核證性標準”。金岳霖同意這種看法，也主張符合可以作為真實的保證標準，融貫則是核證真實的標準。

與新聞真實觀的討論相聯系，我們可以看出，“客觀真實”的新聞真實觀屬于“符合論”真實觀，而“符號真實”所追求的當事人、記者、受眾等各“解釋 項”之間的一致，是一種“融貫論”的真實觀。正如符合論、融貫論所暴露出來的問題，新聞真實的“客觀真實”觀存在著“符號真實”所指出的“如何確定新聞報道與事實符合”的問題，而“符號真實”存在的問題是即使各“解釋項”之間是一致的，如在“姐弟戀”婚姻比例報道中，李春玲研究員、各報記者編輯和眾多讀者都認為該新聞是“真實”的，但新聞仍然失實了。因此，“符號真實”并不能保證新聞的真實性，新聞報道與事實符合的“客觀真實”觀才是新聞真實的保證標準，而強調各“解釋項”一致的“符號真實”可以作 為新聞真實的核證標準，二者不應混淆。

四、交叉核證：信源可靠程度與獨立信源

新聞真實的實現離不開對信源信息的采集和核實，但不少關于新聞真實的具體操作指導卻并不具有事實核實的有效性。

例如，《新聞的十大基本原則》里提供的新聞核實方法是：不隨意添加不存在的東西；不欺騙受眾；盡可能地把方法和動機透明公開；依賴自己的報道；謙虛謹慎。仔細分析這些方法，會發現其有助于報道出符合“依據真實”“符號真實”的新聞，但并不能有效地幫助記者去偽存真。拙文認為，在符合論作為真的保證標準、融貫論作為真的核證標準的理念指導下，新聞報道中首先應劃分信源的可靠性程度，其次再交叉驗證各獨立信源提供的信息是否融貫一致。

(一)信源的可靠性程度

新聞專業主義提倡在新聞報道中采用客觀、平衡的原則，認為記者應多信源報道，并給予每個信源信息公平地呈現。但事實上，各信源所提供的信息在重要程度和接近事實的程度上常常是不相等的。科學傳播實踐中對這一原則就持極力反對態度，認為這是“虛假中立”。例如，饒毅對轉基因報道提出批評，認為媒體沒有突出生物專家對轉基因食品的支持意見，而非專業人士的反對意見通過媒體放大后，極大地誤導了受眾。因此，信源是否具備可靠性應在新聞真實的核實中放在首要考察的位置。

在規范新聞信源的可靠性方面，新聞出版總署2009 年頒布的規定中強調嚴禁依據低可靠性的“道聽途說”制造或編寫新聞。但“道聽途說”這一概念在 新聞實踐中模糊性太大，對新聞采訪不能進行清晰有力的指導。2011年新聞出版總署明確要求“采用權威渠道消息或者可證實的事實，不得依據未經核實的社會傳聞等非第一手材料編發新聞”。但何為“權威渠道消息”? 該規章并沒有給出相應的解釋。

拙文認為，“權威渠道消息”這一概念的認識混淆是造成新聞失實報道的重要原因之一。“‘姐弟戀’婚姻比例占40%”的多篇報道均以李春玲研究員文章中提供的相關數據為依據。多位新聞編輯、記者對此認為，《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無疑屬于“權威渠道”。但徐迅等新聞倫理法規專家指出，只有當 信息發布主體有信息授權發布的資格，該信息發布主體才能稱為“權威消息源”，這類消息源僅包括國家職能機關、事件的權威核心人士等，而包括新華社、司法仲裁機構等一般被認為具有權威性的信息渠道發布的信息，都應做必要的核實。美國西北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戴維·普洛斯泰認為，那些越接近原始信源的信息才具有更高的真實性。他認為最重要的信源順序首先是當事人，其次是證人，再次是原始文獻，最后才是新聞報道等第二手文獻。

結合上述專家對信源可靠性的強調、排序，從嚴格意義上說，事件的核心人士、依職能行事的國家職能機關可被認為是“權威消息源”，他們最靠近事實，最值得信賴。

從事件核心人士的角度來看，在“姐弟戀”婚姻比例數據生成中，劉爽、梁海艷、風笑天幾位學者是事件的權威信源，李春玲研究員只是這一數據的引用者。如果報道“姐弟戀”婚姻的幾家媒體能夠細致查問數據的原始信源并對劉、梁、風幾位學者加以采訪，則報道的失實當能避免。

從國家職能機關作為信源權威性的角度看，多家媒體對此的報道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新聞信息真實核證的實例。

在《錢江晚報》的相關報道中，記者采訪的“杭州有晴天婚姻家庭咨詢指導中心”并非國家職能機關，該機構提供的信息是“據不完全統計數據，杭州姐弟戀婚姻在三成以上”。杭州《每日商報》對其中杭州姐弟戀婚姻比例提出質疑，在采訪杭州民政局獲得該市婚姻登記確切數據后，發表了題為《杭州有多少“姐弟 戀”婚姻? 》的報道，指出“從歷年數據來看，近十年杭州姐弟戀婚姻登記的占比均維持在20%以內，并不存 在‘杭州姐弟戀婚姻比例這兩年維持在三成以上’的現象，更不存在‘五年來，姐弟戀比例翻了一番’的現象”。與“有晴天婚姻家庭咨詢指導中心”相比，來自杭州民政局婚姻登記的數據顯然是最為直接的原始信源，是對姐弟戀婚姻狀況的直接證實，其數據最具有權威性，因而《每日商報》的報道比《錢江晚報》的報道更符合客觀真實。

必須指出的是，在新聞實踐中梳理清楚信源的可靠性等級，找到“權威消息源”也并不能保證最終獲得符合客觀真實的信息。“權威消息源”有時也會因種種原因而發布假消息，例如在長春長生疫苗事件中，《魯中晨報》曾報道稱，“從淄博食品藥品監督局了解到，淄博市未進過該企業疫苗，市民不管是接種百白破疫苗還是狂犬疫苗都是安全的”。緊接著就有淄博市民在網上貼出疫苗接種本，其中百白破疫苗的生產廠家正是長春長生。因此，除了找到事件的權威信源之外，各層級信源間的獨立交叉驗證也是核證信息是否真實的必要手段。

(二)獨立、可靠信源信息的交叉核證

前文提到，融貫論的主要問題是如果所有的信息都是虛構的，那么也可以是相互融貫的。如在司法實踐中，不同證人共謀說謊也會導致證言融貫卻背離事實的現象。因此，美國學者劉易斯指出，各命題融貫一致作為真的檢驗標準的前提條件是，首先報告者必須是獨立地分別進行報告。如果命題系統“整個是編造的，或者是根據某些理論精心炮制的假說，其中缺乏理智的判斷，這樣的融貫不能是事實的證據”。在法學實踐中，刑事案件僅有原告人的陳述情況下是不能為被告定罪的(也就是僅有一個信源提供信息)，必須有其他人證、物證的支持。“口供補強”原則甚至要求當被告人的口供只是判決其有罪的唯一證據時，法院必須通過其他證據來補足該口供的證明力，否則便不能作出有罪判決。

美國西北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普洛斯泰強調，在收集并按信源可靠性 等級整理出四種信息來源后，需要通過對不同信源信息的互相查驗來核證事實。《科學》雜志在涉及科學發現和成就方面的報道中，要求信息核實必須有同行評議(peer review)的過程。

“‘姐弟戀’婚姻占據主流”的報道之所以出現媒體將學術界已經證偽了的事實當作真實的事實，顯然與缺乏“同行評議”或其他高可靠性獨立信源間的交叉核實有重要關系。

《錢江晚報》《揚州時報》《大江 晚報》三家媒體并沒有采訪其他同領域專家來驗證李春玲研究員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報》上的數據是否真實，也沒有通過國家職能機關獲取婚齡比例的一手資料，僅僅是憑著李春玲研究員提供的數據在 各自媒體所在地區進行采訪，獲得了“據不完全統計”的、“粗略地估計”的本地姐弟戀婚姻占比三成的信息。

但并非權威信息源的被采訪對象非常容易受到“中國社科院李春玲研究員研究數據”的光環影響、心理暗示，而作出與“權威專家數據”相符合的表述。站在已有立場來裁剪事實，以微觀的個別事實與宏觀的普遍事實相印證，盡管貌似“融貫”，但實際上這樣的融貫并不能作為檢驗真實的證據。綜上所述，拙文主張在新聞報道中，應持報道與事實符合的客觀真實為新聞真實的保證標準，以新聞的“客觀真實”作為核實的根本指針，認真考察并分析信源的可靠性程度;以命題融貫為真實的核證理念，對多個可靠信源的信息進行獨立交叉驗證。

五、結語

受眾閱讀新聞終究是為了在現實生活中借助新聞信息和知識所提供的“確定性”作為行為決策的依據。無論是西方新聞專業主義提倡的報道客觀性原則，抑或是社會主義新聞理論所堅守的唯物主義思想原則，都絕不僅僅止于追求新聞報道的“符 號真實”“依據真實”。

盡管新聞必須真實的理論命題與新聞真實并不能被實踐之間存在矛盾，但在新聞實踐中過于強調“符號真實”，將導致受眾更傾向于依據自己的立場選擇事實，這種循環或選擇的固化會威脅甚至瓦解受眾對媒體的信任、對世界的認知以及社會共識的達成。因此，重新思考新聞真實觀，在“客觀真實”“符號真實”等已有新聞真實理 念基礎上，厘清新聞真實理念的內涵和操作路徑，重新認識并將“事實第一性、新聞第二性”的唯物主義新聞真實原則切實應用到新聞真實的核證中，對新聞真實理論的深化、實踐標準的確立都有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