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講好中國故事”是立足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提高文化軟實力的國家重大戰略要求和部署，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十八大以來，這一話題逐漸成為國內學界研究的熱點。本研究基于Citespace科學知識圖譜軟件和文獻分析，對2013年以來被CSSCI來源期刊收錄的研究成果進行了梳理、總結和分析，從整體性視角認識“講好中國故事”研究的成績與不足。目前，相關研究主要從本質核心、價值意蘊、內容主題、方法策略四個議題展開，通常采用意義-解讀、經驗-啟示、問題-對策研究等三類敘事框架，多采用敘事研究、傳播研究、思想政治研究等三類研究路徑。欠缺的是，目前研究存在對策可操作性不強、戰略與策略自相矛盾、理論錯位與缺位、缺乏跨學科合作等問題，需要強化學界與業界的合作、不同學科間的合作，加強對最新理論資源的運用。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圍繞做好宣傳思想工作、文化自信和文化軟實力、中華文化影響力、國際話語權和傳播能力等一系列問題，對“講好中國故事”的論述逐漸深入具體。而伴隨著“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實踐的不斷升溫，國內學界對于這一主題日益重視，思想政治宣傳、文化產業、國際傳播等領域的學者成為這一主題研究的主力軍，其研究成果對于理解“講好中國故事”的意義內涵、總結創作與傳播中國故事的經驗、制定相關對策建議、促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具有重要意義。這一研究領域的研究目前進展如何，是否有助于推進“講好中國故事”的實踐，這些都值得重點加以考察和評估。

本文以CSSCI來源期刊（包括擴展版）相關論文為研究對象，采用Citespace可視化圖譜研究和文獻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對2013年以來的“講好中國故事”的研究進行定性定量相結合的梳理分析，總結國內“講好中國故事”研究的特征、主題方向、研究框架與學科路徑，分析問題與不足，以期能為后續研究者提供相對客觀、有價值的參考，促使一個基于整體性視角的“講好中國故事”研究不斷走向深入，更好地聚焦并服務于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傳播實踐。一、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講好中國故事”，是習近平總書記于2013年8月19日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首次提出的概念。他提出：“要著力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創新對外宣傳方式，加強話語體系建設，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增強在國際上的話語權?！雹僭诖酥?，學術期刊上發表的以“講好中國故事”為主題詞的研究成果數量較少，被CSSCI來源期刊收錄的僅有2篇，且均是來自新聞媒體的業務性探討，缺乏理論內涵。

根據這一情況，本文通過主題詞檢索的方式選取了CNKI學術期刊2013年9月-2021年6月期間所有與“講好中國故事”相關的文章作為抽樣框，得到2578條檢索結果。這一抽樣框包含“學術期刊”1597篇，“學位論文”21篇，“中文圖書”4部，“學術輯刊”17篇，和其他非學術文獻939篇。就此次檢索結果而言，“講好中國故事”主題發文量整體呈上升趨勢，在全部期刊、中文核心期刊、CSSCI來源期刊、學位論文等子數據庫中，發文量也都呈上升趨勢。

考慮到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這一抽樣框的基礎上，我們特別選取了更有學術代表性的CSSCI來源期刊收錄論文作為最終的分析對象。在290篇由CSSCI來源刊收錄的學術文獻中，剔除掉新聞報道、卷首語、會議綜述、成果介紹及內容無關的條目后，共得到有效樣本216篇。

基于這些數據，本研究先借助信息可視化軟件Citespace進行科學知識圖譜的繪制?？茖W知識圖譜具有“圖”和“譜”的雙重性質與特征：既是可視化的知識圖形，又是序列化的知識譜系，顯示了知識單元或知識群之間網絡、結構、互動、交叉、演化或衍生等諸多隱含的復雜關系。而這些復雜的知識關系正孕育著新的知識的產生。②基于此，可以形象地展示出“講好中國故事”研究領域的知識關聯、研究趨勢和熱點主題等；本研究在科學知識圖譜的基礎上還進行了質化的文獻分析，查閱和梳理了樣本，并運用總結和歸納的方法，從主題類型、研究框架、研究路徑等角度進行了相應的分析。二、結果分析

通過Citespace分析得出的數據，本研究從作者與發文機構、論文關鍵詞、研究趨勢、研究主題等四個方面全面透視了“講好中國故事”研究的現狀。

（一）作者和發文機構分析

1.發文機構合作分析

根據“講好中國故事”領域研究機構的合作網絡圖，共形成160個節點和41條連線，中介中心性為0，說明研究機構較為分散且機構之間幾乎沒有合作，多是基于業界經驗和學界推理形成的個人觀點，這說明多數研究缺乏實踐與理論相結合的合作研究。從節點可知，研究機構的一級機構主要包括媒體機構、各類高等院校、研究院所三大類，二級機構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的二級院系如新聞傳播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文學院、藝術學院等。發文量最大的機構是中國傳媒大學，總量為9篇，其他發文量大于4篇的機構還有中央電視臺、中國人民大學、華中科技大學、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2.作者及作者合作分析

根據作者的合作網絡圖可見，整個主體網絡形成了以下主要合作團隊，網絡圖形成了177個節點和36條連線，密度為0.0023，說明該領域研究者之間的合作很不緊密。領域內發文量最高的作者是陳先紅，發文量為3篇，占全部發文量的1.4%。田卉、鄧杰、王曉萌、周良書、鐘欣、鄭敏、李倫、湯濤、盧小波等作者均為2篇，中介中心性均為0。這說明這一領域的研究者雖為數不少，但領域內發文量明顯領先的核心作者不多，這說明該領域作者比較分散。除華中科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陳先紅團隊外，目前未形成明顯的學術研究帶頭人和合作關系，尚未形成合作網絡和跨機構合作，也未形成真正的學術團隊。這說明“講好中國故事”研究尚處在探索階段，未形成成熟的研究局面。

（二）論文關鍵詞分析

1.基礎研究領域分析

由領域關鍵詞共現圖譜所示，該網絡形成了258個節點和302條連線，排名前10位的關鍵詞有：中國故事、講好中國故事、敘事、國際傳播、對外傳播、習近平、一帶一路、國家形象、中國共產黨、新時代。頻次排名前10位且中介中心性≥0.1的關鍵詞有：中國故事、講好中國故事、敘事、國際傳播、對外傳播、中國共產黨。由此可知，這些基礎性關鍵詞均具有宏觀性的特征，反映了“講好中國故事”的三個學科研究路徑：敘事研究、傳播研究和思想政治研究。

2.聚類研究領域分析

通過關鍵詞聚類視圖以及配合時間視圖分析，可以發掘“講好中國故事”領域研究的現狀以及研究趨勢。聚類圖的兩個顯著指標是模塊值（Modularity，Q值）與平均輪廓值（Mean Silhouette，S值），通過Q值和S值可以判斷聚類效果的優良。當Q值大于0.3時證明劃分的類別是顯著的，當S值大于0.5時認為聚類合理，當S值大于0.7時則說明聚類的效率較高。通過聚類視圖（圖5），在預設分析條件下，選取“講好中國故事”領域內聚類排名前10的模塊展示，聚類的模塊值（Modularity，Q值）為0.8736（>0.3），聚類中的社團結構顯著，平均輪廓值（Mean Silhouette，S值）為0.9739（>0.5，>0.7）。通過Q值以及S值可以看出聚類顯著并且效率較高。最大的聚類是＃0中國故事，其次是＃1對外宣傳，再次是＃2國際傳播，其后是講好中國故事、中國夢等。

（三）研究趨勢分析

1.整體研究趨勢分析

本文采用Citespace工具圖中的時間線圖和時區圖進行分析來研究“講好中國故事”領域的發展趨勢。根據關鍵詞時間線視圖，時間跨度較大的領域有：＃0中國故事、＃1對外宣傳、＃4中國夢等，長期存在新關鍵詞活躍狀態的有＃0中國故事、＃3講好中國故事。從關鍵詞的時間線分布來看，大部分高頻、高中介中心性的關鍵詞集中出現在2013年—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講好中國故事”以來，多次對其必要性、做好宣傳思想工作、提高文化軟實力、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等方面進行了相關論述。與此同時，還提出了“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新時代”等重要概念。這些概念也隨之在“講好中國故事”研究中頻繁出現。如2019年以后出現的重要關鍵詞有：制度優勢、治理效能、（思政）教學效果等。這與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講好中國制度故事，增強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說服力和感召力”“增強思政課有效性”等密不可分。分析可見，該領域的研究與國家政策的趨勢一致，研究側重點緊跟主流話語和相關政策，高度關注國內外政治形勢，體現了較強的政策性。

2.階段性前沿研究領域分析

根據“講好中國故事”研究領域關鍵詞突現圖，從關鍵詞突現的演變來看，可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萌芽期（2009年-2013年）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主，這一階段的文獻較少，僅有兩篇學術論文被CSSCI來源期刊收錄，并沒有形成理論自覺；早期（2013年-2014年）突現的關鍵詞比較具體，以媒介機構、故事載體為主，這一時期的增長速度較快，集中在媒體機構以何種故事載體、如何講好中國故事的經驗總結等；中期（2015-2017）突現的關鍵詞逐漸趨于抽象，集中在國際話語權、對外交往、“一帶一路”等議題，從經驗總結逐漸走向學術研究，在緊跟“講好中國故事”的論述的同時，與重大時事和國家戰略相結合；近期（2017年-2021年）突現的關鍵詞集中在國家形象、文化輸出、大學生思政教育、跨文化傳播等研究上，同時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結合的研究增多。階段性的演變說明“講好中國故事”研究在逐漸形成自身研究領域的同時，與我們國家執政理念的不斷發展密切相關。

（四）研究主題分析

根據前述的關鍵詞基礎研究分析、聚類研究階段性分析、研究趨勢分析和階段性前沿研究分析，“講好中國故事”研究的主題類型、研究框架和研究路徑大體如下：

1.研究的主題類型

目前“講好中國故事”的研究，大致圍繞著什么是“講好中國故事”、為什么要“講好中國故事”、講哪些中國故事和如何“講好中國故事”等展開。這一方面體現了該領域的研究較為全面，但另一方面也體現了該領域理論深度不夠。許多論文更像是在回答試卷上的論述題，破題立論較多、學理探索偏少，理論建構就更是寥寥無幾。

（1）“講好中國故事”的本質核心——什么是“講好中國故事”

這一類研究試圖回答“講好中國故事”何以成為理論研究的對象，它有什么理論內涵，又有哪些構成要素。在多學科匯聚的此研究領域中，不同學科背景的研究者對于什么是“講好中國故事”的回答主要有：講好中國故事是國際傳播或對外傳播、國家敘事、公共外交、思政教育等活動的要求和目標。這一概念包括三個層次，一是何謂“中國”？二是何謂“中國故事”？三是何謂“講好”中國故事。既往的研究對前兩個層次有比較多的成果，成為“講好中國故事”研究領域所借助的概念資源。

例如在第一個層次上，王義桅的“三個中國”概念，認為新的中國觀應該是傳統中國、現代中國和全球中國的合一。這一觀點被許多研究者借用。在第二個層次上，習近平總書記的“五個故事”的論述，被后來的研究者不斷發展和細化，也有了豐富的闡釋。而對于第三個層次，即何謂“講好”中國故事的研究成果還比較少，目前的研究處在建立評價體系和構建模型上。例如從“講好中國故事”作為國家敘事行為的視角，建立科學具體的國家敘事的互文敘事模型，提煉“講故事”“話語權”“軟實力”三個要素，③從單維度漸變、多維度整合兩方面，構建了提升中國故事的國際傳播能力的多維度國家敘事框架④等。這些研究不僅試圖探索“講好中國故事”的理論核心，還將一直以來分散于“講好中國故事”研究中的文化、敘事、話語、傳播的研究勾連起來加以關注。

（2）“講好中國故事”的價值意蘊——為什么要講好中國故事

“為什么要講好中國故事”的研究是奠定“講好中國故事”研究的基礎，也是提煉有效經驗的基礎。這類研究主要論述“講好中國故事”的價值意蘊。

一是從文本出發，對領導人關于“講好中國故事”的論述進行細致的解讀和分析。主要有“底氣”和“必要”兩個維度，底氣來源于傳統文化、現實成就、道路制度，必要是基于國際了解中國的需要、破除國際對中國模糊認識的需要、國家軟實力要與硬實力相匹配的需要。⑤“講好中國故事”既是戰略性問題也是技術性問題，對其反復強調，說明其既有經驗價值又存在改進提升的空間。⑥

二是從實踐出發，強調“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性。早在2012年，新華社記者郝亞琳在《傳媒》雜志發表理論文章《講好“中國故事”》，結合實際工作論述了講好中國故事在國家形象、國家利益和國際話語權的重要性。⑦不同實踐領域中，為什么要講好中國故事的回答也有不同的側重點。在傳播研究中，強調輿論控制的意義，講好中國故事是為了應對所謂中國“滲透論”“威脅論”“稱霸論”“不負責任論”等國際輿論，是進行媒體報道方式創新和提升媒體國際傳播能力的需要；在話語敘事研究中，強調文化軟實力的意義，講好中國故事既是外交戰略，也是文化戰略選擇，具有國際話語權、軟實力和國家形象的時代價值。在思政教育研究中，強調教學實效的意義，能夠在話語的主體、客體、內容、形式上提升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彌補文化自信缺失的問題，增強課堂感召力、課程親和力和針對性。研究呈現出兼顧理論與實踐、宏觀與微觀的特點，在國家形象、國際話語權、文化軟實力、傳播效果、思政教學實效等“講好中國故事”的子主題中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往往結合具體的實踐經驗展開。

（3）“講好中國故事”的內容主題——講哪些中國故事

在講中國故事是講什么的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講好“五個故事”，即要講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故事、講好中國夢的故事、講好中國人的故事、講好中國優秀文化的故事、講好中國和平發展的故事。⑧研究者在此基礎上或結合理論、或結合形勢、或結合熱點，對講哪些中國故事進行了解讀、剖析和延展，豐富了中國故事的內涵。

除了在整體上的內容主題研究外，2013年以來的“講好中國故事”研究的故事題材分布對于理解講好哪些中國故事具有啟示意義，對宏大主題的研究從強調意義論述、定性分析到分類化、具體化、深入化的研究是其必經之路。從對2013年至2021年涉及故事題材的“講好中國故事”研究成果的統計可以發現，出現頻次最高的故事題材是中國共產黨的故事（8篇），說明這是當前“講好中國故事”研究在故事題材上的興趣點，也有研究者認為講好中國故事就是講好中國共產黨的故事，⑨其次是戰疫故事（4篇）、脫貧扶貧故事（3篇）、新時代的故事（3篇）。從中可以看出，學術研究與政治和時事的結合與對應。整體來看，“講好中國故事”的子命題研究經歷了由少到多、由分散到集中，逐漸深入并強化資政功能的趨勢。

（4）“講好中國故事”的方法論議題——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在本研究分析的216篇文獻中，涉及如何講好中國故事或如何講好中國某某故事的研究有134篇，占所有文獻的62%，由此可見，大多數研究都以“如何講好”作為研究的落腳點，體現出“講好中國故事”研究的實用主義傾向。

“如何講好中國故事”的研究可分為三種：一是研究實踐經驗。選擇典型性案例進行經驗研究，從對經驗的梳理、分析和提煉中，得到具有一定借鑒和推廣意義的“如何講好中國故事”的策略、路徑、模式等，主要的研究對象是文化產品，包括媒體欄目、新聞報道、文藝作品等。二是借助理論資源。隨著對經驗研究的深入，研究者開始從理論角度介入。其中，早期研究首先借助的是宣傳或大眾傳播學的理論，如議程設置、傳播圖式、強調傳播效果等，或對傳播實踐主要是內容進行傳播學解讀。2016年前后轉向跨文化傳播和文化輸出，并開始分為對內傳播和對外傳播兩種角度，研究對象不僅關注講好中國故事的傳播內容，也關注人及其文化。近兩年借助的理論資源逐漸細化并開始借助其他學科的理論資源。三是研究講話精神。解讀領導人論述，提煉講好中國故事的方法論，將講好中國故事的方法論分為講事實、講形象、講情感、講道理等幾個維度并加以闡釋，⑩或將反映形勢與政策熱點的主題與如何講好中國故事相結合進行解讀。

“如何講好中國故事”的研究是“講好中國故事”研究中最有活力的一個主題領域，從2013年起進入研究者的研究視野，早期研究有較強的經驗介紹性質，更多高質量的成果集中出現在2018年以后，以不同學科背景、研究方法的研究者參與并聚焦研究為特征。

2.研究框架

從該領域研究論文的研究框架上來看，綜合上述“講好中國故事”的本質核心、價值意蘊、內容主題、方法策略研究，“講好中國故事”研究主要有三種研究框架：意義-解讀框架、經驗-啟示框架、問題-對策框架。

意義-解讀框架下的研究，一部分是對領導人關于“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的相關講話論述進行解讀、闡釋，另一部分是對相關熱點政策的解讀，并將其他國家戰略和講好中國故事結合起來，例如，如何在“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新時代”“中國夢”等國家戰略背景下講好中國故事。意義-解讀框架下的研究豐富了研究者對“講好中國故事”這一主題的認識，解釋了什么是講好中國故事、為什么要講好中國故事、講哪些中國故事、如何講好中國故事，為研究落到實現傳播好中國聲音的目標提供了思想指導。

經驗-啟示框架主要是概括經驗、提煉規律、得到啟示。實踐經驗根據媒介的不同雖各具代表性，側重于故事產生的不同環節，但目前的研究主要還是集中于大眾傳播形式的經驗之上，早期研究偏重對于具體經驗技巧的介紹，研究形式和方法也較為單一，近期研究更注重傳統媒體之外的一些具有“可供性”的經驗或現象，如有研究者進行作為中國故事傳播中介的“在華留學生”的中介傳播研究，?對案例的選擇也從單個案例研究轉向多案例研究，進行獲獎作品的聚類分析、群像文本分析等。除當前經驗的總結外，有研究者研究歷史經驗以啟示如何講好中國故事，考察了《紅星照耀中國》《西行漫記》如何講好“延安故事”對當今講好“中國故事”的啟示，?以及20世紀美國、日本爭奪國際傳播權和樹立國家形象的歷史經驗對于樹立本土傳播創新的借鑒意義等。?

問題-對策框架則是對于“講好中國故事”在文化資源開發、媒體實踐、思政教育等領域存在的現實困境進行研究?？偟膩砜?，目前研究關注的問題比較分散，呈現出多學科研究路徑的特點，主要研究的問題有話語體系不能與國際接軌、傳播效果不理想不精準、敘事風格缺乏創新、文化自信和意識形態安全受到西方思潮沖擊等的問題。分析問題產生的原因，提出針對性的策略，通過對這些研究的結論進行綜合分析可見，研究者提出的對策中，頻次較高的有：多元主體、拓寬渠道、轉向受眾為中心、議題設置、人類命運共同體傳播理念、市場化運作等。

三種研究敘事的框架組織起了目前“講好中國故事”的研究，意義-解讀框架為該領域的研究提供了意義解讀和理論指導，經驗-啟示框架和問題-對策框架相呼應，主要在實踐層面，結合各學科的理論進行實用主義傾向的策略研究。

3.研究路徑

根據前述的基礎關鍵詞和關鍵詞聚類情況，結合對文獻的研究，從研究的學科路徑上看，“講好中國故事”研究主要有敘事研究、傳播研究和思想政治研究等三種研究路徑。

首先，敘事研究更側重于故事的創作環節，傳播研究更側重于故事的觸達環節。但也有研究將兩者視為一個整體，不作清晰的劃分，認為“國家敘事”是敘事學視野下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政治性傳播。?戴維·赫爾曼于上世紀90年代在《敘事學：敘事分析的新視角》（1997）中對敘事學的發展演變提出“經典—后經典”的階段劃分，經典敘事學的研究立足于印刷文學的“敘事語法”或“敘事詩學”研究，關注作品內部的結構；而后經典敘事學關注的是讀者和語境。這兩種敘事學研究方向，導致了“講好中國故事”敘事研究的兩條主要路徑，一是文本內部的語構分析，二是對情景、敘事者和效果的分析。

其次，傳播研究路徑受近些年大眾媒體向新媒體融合轉變的影響，早期研究是具有大眾傳播學底色的國際傳播研究，偏重定性化的宏觀研究和策略研究，偏重對大眾媒介機構特別是國家旗艦級媒體的研究；近幾年的研究除繼續保持對國際傳播的關注，研究者們更加注重跨文化傳播、人際傳播、網絡傳播、媒介融合有關的研究。最后，思想政治研究路徑主要分為兩個方向，一是從國際政治與外交的角度，將“講好中國故事”視為一種公共外交，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如何通過文化傳統的敘事講好中國政治發展、治國理政的故事，特別是在研究講好中國故事何以“困難”方面，提供了比“媒體問題”更廣闊的視野；二是從思政教育的角度研究如何講好中國故事，這里主要是把“講”理解為“課堂講授”。這部分研究相對獨立，主要是教學研究，關注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技巧、教學效果等。

總的來說，三種學科研究路徑都分別在各自學科背景下對“講好中國故事”進行了研究，也取得了一些進展。其中，敘事研究路徑聚焦“作品”，傳播研究路徑聚焦“媒體”，兩者聯系更為天然、緊密。思想政治研究路徑雖然相對獨立，但也提供了比“作品”和“媒體”更廣的一種思路。三、總結與展望

總體來看，自2013年以來，“講好中國故事”領域的核心研究成果，立足于國家戰略，聚焦提升國際傳播能力的現實需要展開，形成了具有實用性特色的研究方向和頗為可觀的研究成果。同時，聚集了來自業界和學界的一批研究者，從敘事研究、傳播研究和思想政治研究三種學科研究路徑，在意義-解讀、經驗-啟示、問題-對策的研究框架下，為講好中國故事提供了智力支持和理論依據，并不斷與時俱進，在逐漸形成自身研究領域的同時，和國家其他重要戰略相結合，凸顯了學術研究的資政育人的作用。然而，該領域整體的研究質量并不能與數量相匹配。與此同時，和其作為國家戰略的重要地位相比，相關研究也更有迫切需要提升的空間。這種不足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策可操作性不強

從對“講好中國故事”研究的結論分析中發現，目前的研究雖然在對策中提出要轉向受眾為中心，強調傳播效果，卻又鮮有效果研究性質的科學研究；強調內容質量，但也只有少數研究進行內容分析或話語分析?？梢?，相關研究總體上注重宏觀論述，政策解讀大于專業研究，只談“要做什么”，不談“怎么做”和“為什么”這樣做。這與我國國際傳播的政策性特點有關，國際傳播被稱為“對外傳播”或“對外宣傳”，其政策性常常大于專業性，在實踐中政策和經驗的指導多于科學和規律的指導。?經驗研究多以大眾傳媒尤其是國家級旗艦媒體為研究對象，少數研究關注到了人際傳播、網絡傳播，但整體上仍以大眾傳播為主，且多停留于經驗剖析，缺乏有深度的個案研究，成果的外推價值不高。許多研究的對策都提出講好中國故事要“拓寬渠道”，這是典型的停留在大眾傳播的管道媒介思維。當前媒介已經下沉為社會的“元場域”，對于平臺媒介傳播的研究成果卻很少，或仍然以大眾傳播理論為基礎?？偟膩碚f，研究成果的同質化程度較高，重政策解讀和經驗介紹、輕科學研究和理論指導，導致見解相似，缺乏創新和可操作性。

（二）戰略與策略的自相矛盾

綜合分析發現，目前有一部分研究所提出的“講好中國故事”的策略與國家戰略實際上是矛盾的。一方面，流行的做法是將中國的元素和內容，翻譯成不同的外文，針對不同的對象進行傳播。為了追求西方社會的“認可”效果，倒逼故事敘事要具有所謂的普世價值，實則是在講中國故事的“錦衣”之下，滲透進了西方的歷史觀、價值觀和世界觀，最終講的是西方框定下的中國故事，甚至只不過是利用中國材料在講西方故事。對這樣的經驗進行總結，提出的契合“國際口味”的傳播策略必然是削足適履、自我降格的。這與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的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也是相矛盾的。

另一方面，目前研究在強調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傳播理念的同時，卻存在套用“冷戰思維”的國際傳播理論的情況。目前研究多批評宣傳模式，而轉向所謂的國際信息傳播模式，但實際上會由此產生一系列尷尬，出現諸如對國際傳播理論不加批判地使用的現象?！袄鋺鹚季S”的國際傳播理論，其本身就具有以美國為中心的文化殖民主義傾向，目前“講好中國故事”的研究中卻有不少套用美國國際傳播理論和西方媒體經驗的策略，不僅不能消除文化邊界，反而會制造更多的文化隔閡，勢必與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戰略理念相矛盾。

（三）理論的錯位與缺位

其一，源自西方的具有“冷戰思維”底色的國際傳播理論的簡單套用，使“講好中國故事”存在理論踏空的風險?；仡檪鞑W的歷史不難發現，宣傳、國際傳播、發展傳播學、現代化理論均是戰爭的產物，將戰爭中“信息戰”的經驗延伸到了戰后，有強烈的為美國掌握話語權服務的意識形態色彩。正如學者姜飛所言，“冷戰”以及基于“冷戰”建構的國際傳播體制和實踐不僅沒有消除文化邊界，還構建了國與國之間的認知差異以及信息鴻溝，甚至新的信息理解邊界/障礙。?

其二，目前研究多倚仗的傳播學實為大眾傳播學主流范式，大眾傳播學的媒介基礎是大眾傳媒，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意識到，大眾傳媒并不能完全代表媒介。彼得斯認為，它們（大眾傳媒）雖然一般被認為是有影響力的，但極少被認為有基礎性作用，它們是前景而不是背景。?不僅不能代表媒介，大眾傳播學還使得媒介被窄化為信息運輸的“管道”，交流就像是通過一根管子把所謂“信息”的物質單位從此地輸送到彼地。?這種大眾傳播學視野下的“講好中國故事”研究，只得將故事傳播化約為信息的“5W”模式。隨著主流傳播技術從廣播和電視發展到互聯網，情況又回到了歷史上曾有過的更為常態的媒介混亂的時代。?媒介是制約社會的基礎性設施，受眾遷移到網絡，大眾傳播學的理論假設也由此落空。大眾傳播學作為一種“插入式”學科，僅是傳播學史中的一種特殊形式，但在“講好中國故事”的研究中，這種范式仍占據主流，而遲遲不肯退場。即便是傳播學在呼喚或者說正在經歷范式轉型，但“講好中國故事”的研究仍然在大眾傳播學中“自說自話”。

其三，“講好中國故事”的敘事研究關注比較多的是情節敘事。敘事學誕生之初曾被構想為一個超越學科與媒介的研究領域，羅蘭·巴特在《敘事結構分析》中表達了跨越媒介敘事的愿景——“敘事是國際性的、跨文化的：它就在那里，就像生活本身”。?但受到熱奈特影響，敘事學后來演化為一個專門研究書面文學虛構的項目。正如大眾傳播學將媒介窄化為管道，敘事學將故事窄化為情節，均與印刷術所帶來的書面文化的線性思維和主客體分離有關。有研究者已經認識到“講好中國故事”關注的不僅是情節敘事研究，更應該是文化敘事研究。?但目前多數研究熱衷的仍然是對故事情節的敘事學分析，這顯然不能滿足國家敘事宏大主題的研究需求。

其四，自主理論建構還需加強。“講好中國故事”研究始終以“如何講好中國故事”的當下經驗指導和政策解讀為主，借用西方理論較多，較為缺乏能夠融通“古今中外”的理論建樹。在對西方國際傳播理論所蘊涵的“冷戰思維”和大眾傳播理論已失去理論假設的現實有了清晰的認識之后，“講好中國故事”研究亟待生發于本土實踐的理論資源，這不僅需要更多研究去關注“講好中國故事”的本體論，也需要傳播學、敘事學等學科的本土理論發展，以滋養“講好中國故事”的研究。

此外，據前述科學知識圖譜顯示，目前還存在缺乏科學的研究方法，機構和作者間的合作幾乎為零，學科間融合性研究少，未能形成成熟的研究體系和梯隊等問題。總之，與國家戰略要求相比，“講好中國故事”研究還不能及時跟上媒介變化和前沿理論的步伐，研究方法、理論和成果都較為落后，結論往往口號性強、同質化程度高、缺乏可操作性，存在策略與戰略矛盾、理論錯位與缺位的問題，缺乏跨學科的融合性研究與合作。

面對研究的不足和研究主題的特殊性，或許需要通過破界——學界與業界的緊密合作、融合——不同學科的緊密合作，以及創新——嫁接最新的理論資源等方式實現研究范式的變革。

首先，“講好中國故事”研究需要學界與業界的破界與聯手。前述的圖譜顯示，目前領域內作者和機構間合作較少，業界與學界之間的合作幾乎為零，這種特點導致的結果是，業界僅聚焦于作為組織機構的媒體的內容生產、組織運作等業務話題，必然更多地談論“經驗”而非“規律”，使“講好中國故事”的研究難以具有學術理論深度。而學界則專注于領導人講話和政策的解讀，缺乏對業界經驗和實操的感性認識，亟需更多的經驗土壤以生發理論貢獻。因此，業界與學界需要破除界限、無間合作，由業界提供最新的一手經驗材料，注入學界的理論資源和最新研究成果，互相借力，才能促進“講好中國故事”的研究深入和良性發展。

其次，“講好中國故事”研究需要多學科融合的研究視野。“講好中國故事”本身是具有豐富內涵的多面向、多維度的一個研究對象，在敘事研究、傳播研究、思想政治研究三種學科進路中，前兩者聯系緊密，后者相對獨立，但“傳播”成為了三種學科進路的研究都關注的問題。在對文獻的分析中可以發現，“傳播”是在所有文獻中都頻繁出現的話語，這說明不同學科背景的研究者都意識到了傳播的價值，傳播問題也彌散在“講好中國故事”的敘事研究和思想政治研究中，成為一個基礎性問題。對于“講好中國故事”這樣一個多學科、多維度的命題，三種學科之間也需要跨界與破界，通過多學科融合性的研究，去豐富我們對于何為“講好中國故事”更為整體性的認識，而非各學科圈地自萌、自說自話。多學科一體化的“講好中國故事”研究勢在必行。

最后，“講好中國故事”研究需要理論創新。即運用各學科最新研究成果，摒棄落后的理論資源。如媒介本體論的最新研究成果，就完全可以應用于“講好中國故事”的研究?！爸v好中國故事”這個命題之所以具有合法性，背后源于這樣一種認識——真相并不直接向人們敞開，“中國”是不斷被媒介所建構的。

目前研究者對于媒介的實體化理解束縛了研究的想象力，數字媒介技術的發展使得社會被深度媒介化，媒介成為支撐社會運轉的基礎設施，重新發現和理解“講好中國故事”的媒介，探索媒介是如何打開一個故事空間、讓意義匯聚于此并組織各方行動者的，既是運用媒介理論的最新成果，也是擺脫大眾傳播學線性思維窠臼的關鍵所在。媒介的物質性對被編碼的文本至關重要，這幾乎是當代媒介理論的共識。沃爾特·翁奚落了大眾傳媒空洞的“管道式”的媒介觀，似乎信息只是通過管道而不受管道的影響。然而事實上所有的媒介都是具有偏向的，在很多情況下，關于中國故事的誤讀完全是因為媒介使用不當所造成，甚至是一直不當形成的后果?！爸v好中國故事”想要在當今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實現跨越文化、地域邊界，就不能不考慮媒介的問題，即研究媒介在什么場景下能夠成為“講好中國故事”的介質，而什么情況下則可能成為“講好中國故事”的無形的墻壁。沿用生態心理學家吉布森的“可供性”概念，我們可以將媒介這種制約敘事的潛在能力稱為媒介的“敘事可供性”。當然，除了媒介本體論以外，還有太多的理論資源可被使用。也由此可見，顛覆原有的思維限制，運用最新理論資源，“講好中國故事”的創新性研究才能夠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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