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紀以來將“城市”與“傳播”相提并論開啟了諸多傳播學經典議題。由此衍生的討論中，根據不同研究者界說兩個關鍵概念基本內涵與相互關系時的視角差異，可以辨認出“城市中的傳播”“傳播中的城市”和“作為媒介的城市”三種路徑分野。對當下本土傳播研究而言，“作為媒介的城市”是綜合另外兩種路徑實現的范式突破。它基于物質性視角，認為城市允許真實與想象的地理彼此疊加，同時敞開了實在的空間和隱喻的空間，并促使二者在自身構成的界面上相互轉化。城市及其物質體系所支持的這一中介過程，釋放出讓特定生活世界成為可能的時空場景。在這種意義上，城市扮演著“容器型”的媒介。這一“城市傳播”路徑將城市視為與傳播雙生共構的媒介，拓寬了對“城市”和“傳播”兩個維度的理解，貢獻了傳播學獨有的智力輸出。

20世紀以來的傳播研究演進中，城市是一個不言自明的通約語境。不管是放諸寬泛的多元學科背景，還是鎖定嚴格意義上的傳播研究領域，“城市”與“傳播”的組合都帶來了諸多經典研究議題，仿佛意味著一種“城市傳播”路徑呼之欲出。然而，真的有一種能夠統一所有“城市傳播”研究的路徑嗎？事實上，本土傳播研究者并沒有就“城市傳播”這一概念的內涵達成共識，他們在“城市”和“傳播”兩個關鍵概念及其關系上缺乏基本共識。這導致研究者經常在貌似相同的領域從事大相徑庭的工作，無法形成有效對話。

人們對于“傳播”和“城市”的理解之所以存在許多分歧，源于這兩個概念所指稱的對象在空間和時間上呈現的復雜性。比如，城市既可能是一個地理學意義上的地點，也可能是文化學意義上的一個想象性的空間，還可能是一個在時間維度上綻出的事件或無聲傳遞出有關某種意義之言說的符號。傳播同樣是一個復雜的概念，它既可以表現為一個事件在時間維度上的線性呈現，也可以表現為信息、物質、關系等構成傳播活動的要素在空間維度上的網狀結構呈現。此外，除了讓諸要素在實在的地理空間中傳遞撒播，傳播活動也以自身敞開了一個意義的空間。這樣一來，任何人都可以看出在“城市”和“傳播”兩個概念之間，存在著多種排列組合方式。

保羅·亞當斯（Paul Adams）指出，幾乎所有傳播地理學家的研究都可以歸入一個由“空間中的媒介”“媒介中的空間”“媒介中的地方”和“地方中的媒介”四項組成的矩陣。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媒介地理學是一個極不穩定的領域，其中的研究主體視角差距甚大，與城市傳播研究領域的情形頗為相似。在媒介地理學的框架里，“空間對地理學家來說是與自由、易損、潛能、運動、距離和抽象相聯系的，而地方則與局限、保護/占有、穩定、意義和實在相聯系”。在亞當斯看來：“空間和地方是決定傳播范圍、環境、框架和形式的載體……它們又是由傳播所承載和生產的內容，也就是說，傳播在書寫、講述、繪制、刻畫著空間和地方，它們成為傳播所承載和傳輸的社會現象和經驗?！眮啴斔沟倪@種觀點并不準確，因為在數字媒介遍及生活世界各個場景且與日常生活實踐緊密交織的今天，媒介有可能是決定空間和地方的范圍、環境、框架和形式的載體而不是相反，甚至任何一個空間和地方，都有可能是被媒介建構或重新建構起來的存在。但是亞當斯的分類法提醒我們，在城市與傳播之間起碼存在著“城市中的傳播”“傳播中的城市”和“作為媒介的城市”這三種有影響力的“城市傳播”思路。概言之，“城市中的傳播”說的是發生在城市這一空間和地點的傳播活動；“傳播中的城市”說的是由媒介書寫和描繪的城市；而“作為媒介的城市”指的是將媒介空間與城市空間疊加起來加以考察，關注媒介實踐與城市實踐相融合的研究路徑。

具體來說，“城市中的傳播”將城市視為自在、既成的現實空間，并左右著在其邊界內展開的傳播活動；“傳播中的城市”恰好相反，強調傳媒具有重組、再造甚至矯飾實在空間的能力，更多關注符號對物理空間進行再現或者在虛擬空間中另行建構空間表征的能力；“作為媒介的城市”則通過綜合前兩種思路實現了一種拓展，主張將城市理解為虛實結合、亦真亦幻的“第三空間”。這種意義上的城市與傳播雙生共構，本身就充當著勾連生活世界實在與隱喻兩個面向的媒介，能動地支持和促進了二者之間的相互轉化。這種“城市傳播”路徑從物質性視角同時開啟了對于“城市”和“傳播”兩個關鍵概念的重新審讀，并提醒我們關注一向被視為惰性的物質，何以積極地建構了現實世界與人自身的“在世存有”。

實在的空間與“城市中的傳播”

從20世紀90年代起，如果將“城市”與“傳播”相提并論，多數研究者首先聯想到的是處于城市之中的地方性報紙、電臺和電視臺等地方大眾傳媒組織，以及與這些組織相關的內容生產、傳播效果與經營策略。這類市場化傳媒組織扎根具體城市，與兼顧農村生活的省級或中央級媒體形成了對照。換句話說，在這一時期的學科語境下，“城市-傳播”通常按照字面意思理解為“城市中的傳播”。此處的“城市”，直白指代一般意義上的市級行政區劃，表現為一個邊界已知的空間單元。在這種既定的外部環境中，以都市報、城市廣播電視臺為代表的傳播主體被視作為信息內容的提供者，其社會角色抑或“功能”，主要體現為生產、經營和分發信息產品。圍繞它們展開的傳播研究，期待能夠幫助傳播主體不斷調整自身傳播策略，充分適應和利用特定城市的具體條件，從而開拓更大的受眾市場。

盡管此類文章的作者未必將自己的探討視為一項“城市傳播”研究，但這些發表在學術刊物上的文章，本身就構成了一種特殊的思想史史料。這些文章在無意中刻錄下本土傳播研究的學科意識在開蒙之初，想象與言說“城市”和“傳播”二維的一種早期“常識”。按照今天的標準來看，這些文章中或許不少都會遇到來自理論貢獻和研究方法“科學性”兩方面的商榷，甚至可能會被劃歸為資深從業者基于自身觀察的經驗介紹，而非嚴格意義上的研究型論文。但通過它們，我們仍可間接讀出彼時正在構建自身學科認同的本土研究者，對于傳播研究在社會生活與知識生產之中用武之地的想象與期待。

除去上述在較為偶然和隨意的語境下使用“城市傳播”這一表述的研究，差不多同一時期，另有一批學者繼承了美國社會學芝加哥學派城市社會學的衣缽，他們在后者奠定的基礎上，將城市化與媒介使用作為一組相關變量來展開討論。與20世紀80年代前后的中國相似，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美國，同樣處在高速城市化的進程之中。這種新聚居模式帶來一系列亟待闡釋的新現象與新問題，而芝加哥學派對此做出的主要歷史貢獻之一，即在于拓寬了人們對于“城市”的理解，揭示出它不僅是一種地理現象，也具有文化與社會心理的面向。

盡管芝加哥學派成員討論城市現象的切入點和展開方式不盡相同，但他們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對僅以人口規模、城區面積之類機械的指標來界定和度量“城市”——這在當時的美國社會學界，恰恰是解剖城市常見和公認的做法。芝加哥學派成員普遍認為，人口數量的機械增長，并不是帶來城市生活獨特氣質的根本原因。問題的關鍵在于城市中新增人口的異質性與匿名性。這種視角的淵源可以上溯至G.齊美爾（Georg Simmel），他認為大都會的特質集中體現為瞬息萬變的快節奏生活。由此帶來的全新感性體驗，使個體清楚意識到自己此刻正身處于一個與鄉村和小城鎮截然不同的城市世界。這種獨特的日常生活，也塑造了都市人精于算計、嚴格守時、自由獨立等風格鮮明的精神氣質與社會心態。受到齊美爾影響的芝加哥學派成員討論城市問題時，對上述觀點亦有回應與拓展。例如在R.E.帕克（Robert Ezra Park)的學生路易斯·沃斯（Louis Wirth）筆下，齊美爾關于城市的諸多具體觀察與描述，就被概括為“城市（化）是一種生活方式”。聚落成員基于“量”與“質”的變化，將城市塑造成為一個多元文化雜糅的陌生人社會，從而帶來了一種與傳統鄉村共同體截然不同的生存體驗。

在20世紀初的美國，移民潮涌入、人口激增等社會現象，為芝加哥學派提供了豐富的現實個案，從而激發研究者從理論和經驗兩方面入手，圍繞五方雜處的城市共同體如何生成、維系和自我修復展開了集中的討論。其中，帕克將是否具有閱讀報紙的能力、需求和習慣視為判定某一個體或社群有沒有形成“市民性格”的重要指標，并指出報紙發行量的增長趨勢和受眾市場覆蓋范圍，與城市的產業轉移現象和城市外延擴張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同步性。這種判斷也啟發帕克通過追蹤美國不同區域內日報發行范圍和發行數量的變化，來圖繪城市的地理邊界在城市化過程中向周邊地區推進的軌跡。無獨有偶，同時期的學派成員中，E.W.伯吉斯(Ernest W. Burges)、R.D.麥肯齊(Rodericke D. Mckenzie)等學者也秉持著與帕克類似的認識論與方法論。這些學者都將城市想象為一個多元群體與多重要素在互動中達成了動態平衡的自洽小生態。其間自發的“優勝劣汰”持續塑造著城市空間的物理形態，帶來了諸如“同心圓”結構等獨特的人文地理風貌。

受此啟發，20世紀末的本土研究者，也將大眾傳媒與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推進對應起來進行討論，并嘗試以中國社會的經驗現實為基底，重新演繹芝加哥學派提供的經典理論與研究方法示例。在這些早期的本土城市社會學研究中，大眾傳媒或隱或現地被闡釋為城市伸出的“觸手”，它們所觸達的地區和人群順著技術的腕足獲取信息，模仿城市人的做派，逐漸將自身塑造為“新市民”，并借助傳媒技術為自身在城市中的生活建構意義。在20世紀末中國特定的社會歷史語境下，發展傳播學的觀念亦在這類“城市傳播”探索中若隱若現。研究者的問題意識和理論觀照，時常直接或間接地回應著“媒介如何促進現代化”這一現實議題。城市化由此被視為現代化進程的縮影及其在現實地理層面的投射，而橫跨在城鄉之間的大眾傳媒，則為人們架起了通往現代世界的橋梁。

20世紀90年代國內涌動的“民工潮”，某種程度上營造了與20世紀初的芝加哥有所呼應的社會歷史情境，因此社會學芝加哥學派的理論遺產被引入本土傳播研究便水到渠成。彼時已有不少國內研究者將信息通信技術（ICT）視為體現城市特質的關鍵性物質設施之一，而它們所提供的信息和以這些技術為中介實現的社會交往，則是人們進入城市、適應城市的重要途徑。在這種視閾下，有研究者觀察到大眾傳媒已經開始輔助甚至替代口口相傳的人際傳播網絡，成為驅動農民告別熟悉的鄉村社會、進入大城市“掘金”的主要推手。而當農民在學習如何從新的媒介渠道獲取信息時，其實也已經開始潛移默化地融入到現代城市的生活方式之中。此后十余年間，圍繞進城農民工的媒介使用與城市適應，涌現出不少在主題、框架和研究方法上，與帕克討論報刊如何幫助移民融入美國城市生活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本土探索。這些研究者追隨芝加哥學派的足跡，深入城市中農民工聚居的社區展開參與式觀察，了解他們在媒介使用方面的特征、偏好與困難，并在帕克使用報刊發行量蠡測城市版圖的基礎上觸類旁通，通過統計外來務工者居住地的ICT設施分布，對“城中村”的社會空間展開制圖學分析（social-spatial mapping）。

與前一種旨在提升特定地方媒體傳播策略和受眾市場保有量的對策性研究相比，承襲芝加哥學派衣缽的傳播社會學研究，打開了更開闊的研究視野，體現了更宏大的理論關懷。其關注焦點不再止于某一家具體地方媒體的生死存亡與傳播效果，而上升到了能對結構性社會變遷展開觀察與分析的層面。不過總體而言，這兩種在20世紀末首先浮現的“城市-傳播”討論，其實都將“城市”理解為一種直觀的經驗現象，而較少從思辨的意義上探討其內涵。如果說前一種聚焦地方媒體傳播效果的路徑，出于其實用主義的立場，會對“城市”概念做便于操作的簡化處理，那么后一種傳播社會學路徑如此界定其研究對象，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經典理論范式的影響，與它們所效仿的芝加哥學派一樣，都將城市默認為直觀可見的物理空間區域。很多本土研究者在借鑒帕克等人運用的方法工具時，其實已在有意無意間承繼了這些形成于20世紀初的理論中關于“城市”的實體化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如此展開的研究，雖多少可以借助理論傳統示例中“約定俗成”的做法，繞開界說“城市”的麻煩差事，卻始終無法回避另一個指向其研究合法性根基的更尖銳詰問——為什么是城市？城市中的傳播有何獨特性?

就此而言，上述談及的兩種本土“城市傳播”探索或可歸于一類，統稱為“城市中的傳播”。它們都將各自鎖定的具體城市想象為某種預先給定的“控制變量”，而各種媒介技術手段則是包含在城市基礎環境中的既定前提。當研究者在“城市中的傳播”路徑下組合“城市”與“傳播”兩維時，“城市”主要作為一種既定的實體空間出場，而媒介技術和各種層次上的傳播行為，僅在這個物理區域既定的“硬性”邊界之內，型塑其中盛放的生活方式、文化慣習、人際關系等“軟性”的人類活動。這種媒介及其承載的內容，被研究者看作是包含在城市生命體內部的一套自我支持系統，既要通過適應城市條件來維持自身生計，又要幫助受眾接受和融入大都會的日常生活。在媒介技術與傳播行為背后，城市被假定為棲居者精神生活形成過程中具有壓倒性力量的固有條件。它對包括傳播活動在內的人類實踐發出沉默卻難以抗拒的指令，而其自身的存在卻仿佛無須贅述、無須理由：“大城市的各種現象完全有權在我們面前擺出一副法官的架勢，而我們作為細胞的短暫存在屬于這整個歷史生活。我們的任務不是譴責或原諒，而僅僅是理解。”

空間的表征與“傳播中的城市”

隨著互聯網技術在20世紀末的迅速崛起，社會生活與交往實踐日趨景觀化，形象問題在一夜之間變得尤為重要。本土傳播研究也相應對國際傳播、危機公關、國家形象與城市形象宣傳等議題傾注了更多關注。與此同時，符號學、話語分析、文化研究、法蘭克福學派和法國日常生活理論等批判性思想在國內成體系地譯介推廣，也為人們觀察和闡釋當代社會現象提供了新鮮的理論資源。在2000年前后，在傳播學科圍繞“城市-傳播”引申出的討論中，浮現出一種側重點由“實”轉“虛”的逆向思路，在“城市-傳播”的二元結構中，著重探討傳播如何對城市進行表征性的再現。傳播的地位突然變得顯要起來。

在“城市-傳播”視域中，代表性的一類研究是圍繞城市形象宣傳片展開的分析。進入21世紀，用以幫助地方政府招商引資、增強旅游市場競爭力的城市形象宣傳片開始被大量創作并投放。北京申奧成功帶來的示范和激勵效應，也讓各級公共管理者看到了籌辦大型國際賽事、會議中蘊藏著的拉動地方經濟、宣傳政府形象的潛能。國內一、二線城市競相加入辦會辦賽大潮。城市形象宣傳片作為這類活動中的“標配”越發炙手可熱，內容編排也日趨精細考究。向來緊跟熱點的本土傳播學自然不落人后，很快對這一新趨勢作出了自己的回應，其具體表現便是一眾運用內容分析方法、針對各地城市形象宣傳片敘事文本和傳播效果展開的實證考察，此外還有一系列圍繞重大節事活動如何推廣城市形象、文化上的“他者”如何想象中國與本土城市形象等話題展開的闡釋與分析。

為提出對策性建議，很多研究者“跨界”援引市場營銷和廣告學總結的實踐經驗，嘗試將城市這類地理學意義上的實體，轉化為某種同樣可用各類符號加以包裝的特殊“商品”，繼而輔之以各種宣傳營銷策略，以打造有口皆碑的“城市品牌”。自打以微博為先鋒的自媒體平臺開始反轉傳統新聞業的內容生產與信息發布格局以來，如何應對網絡空間中迅速發酵的“危機事件”，成為城市公共管理面臨的新情勢。新媒體環境中的城市形象推廣與政府危機公關，隨即被納入到圍繞“城市”展開的傳播研究版圖之中。具有一半廣告營銷血統的公共關系學，于是也在本土傳播研究領域活躍一時。此類研究被認為可以幫助地方政府維護與民眾這類特殊“客戶”之間的良性互動。

當時已在本土人文社會學科中嶄露頭角的傳播學，也開始以更加開放和積極的姿態迎接跨學科對話。在此背景下，這一時期在哲學、社會學和文藝批評領域風頭正勁的文化研究，也順勢在本土傳播研究中播下了火種。盡管在狹義上，“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一般特指伯明翰學派，但20世紀末的國內研究者通常在更寬泛的語義上，將法蘭克福學派、法國日常生活批判、以賽義德（Edward Said）為代表的后殖民理論等西方左翼思想，以及一部分聚焦大眾文化與流行文化的符號學、敘事學和文藝批評理論一并囊括在“文化研究”旗下。2000年后，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愛德華·蘇賈(Edward W. Soja)、曼紐爾·卡斯特爾(Manuel Castells)等人關于空間和人文地理問題的討論，被本土研究者作為文化研究的一脈系統引入中國，并在2005年前后掀起一波高潮。這些20世紀70年代西方人文社會學科“空間轉向”孕育的代表性思想，代替1990年后漸成顯學的芝加哥學派，成為國內研究者探討城市問題時的“理論新寵”。

這些西方左翼理論審視當代空間時聚焦“消費”與“權力”，并相應詬病此前芝加哥學派城市社會學研究對這兩個關鍵性維度的關注不足。作為理路先驅之一的列斐伏爾，強調空間生成于權力的不平等運作，認為當代城市空間實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物質層面的投射，在看似自然、中性的表象之下包藏了一整套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及其加諸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具體安排。被后世看作為該理路另一重要旗手的福柯雖偏好探討有別于日常情境的“異托邦”空間，但其闡釋同樣沿著“權力如何塑造現實地理”這一線索展開。隨后嶄露頭角的卡斯特爾和大衛·哈維，則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制造的不平等權力關系入手，指出西方城市管理者對公共交通等基礎設施進行的投資，已經成為當代資本紓解內在矛盾、規避增長極限的重要途徑。由于壟斷著負擔和組織這類大型“集體消費”的強大社會能量，因此資本事實上成了當代城市空間生產過程主要的幕后操縱者。

上述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空間轉向”中的經典議題，與它們的早期國內傳播者自身的知識背景恰好吻合。這種知識社會學語境，也讓他們在介紹和運用理論時有所取舍與側重。因此當西方左翼空間理論與本土經驗相遇之初，首先開啟了一系列關于消費主義和大眾文化工業如何在當代城市炮制景觀與符號的批判性反思。受此感召，同一時期涌現的類似研究，亦多著眼于日常生活與休閑消費場景中隱含的權力關系，關注符號如何堆砌出一種表征性的空間。在這類分析中，傳媒呈現的影像被研究者視為當代符號生產倚賴的重要手段，而這也為傳播研究者參與到這波其他學科關于城市空間的考察埋下了伏筆。

傳播學所研究的“符號”，通常指的是語詞、圖像等沒有物質性“身體”的抽象符碼。由它們所編織的文本透過光纖電纜流動，將“沉重”的實體空間轉化為觀念與認知層面的“輕盈”表征。例如有研究者從對媒體語料的內容分析入手，闡明作為文化產物和再現性事實的“城中村”，如何在觀念層面通過媒介話語的表征建構起來，以及這個過程中隱含了何種社會權力運作。亦有研究者通過分析當代城市中公共場所大屏幕上的影像，探討這種符號展演何以能夠讓抽象的“公共空間”具有實感并重構其內涵，而這一時期民間NGO組織的活躍表現，也讓研究者開始留意公益組織如何運用各種符號表征，將“城市”的意象移植、嵌入到鄉土社會中。另有研究者指出，西方左翼空間研究中已經成為“奇觀社會”經典案例的迪士尼樂園，本身就是一個龐大的媒體帝國。如果將其比作一家“網店”，其銷售利潤實際上主要來自“線上”的圖書、電影等傳媒產品。通常被人們當作是迪士尼公司事業里“重頭戲”的主題公園和度假村帶來的收入雖僅次于傳媒產品，但在整體銷售額中其實只占30%，至多只能算是輔助“線上”的傳媒產品進行“線下”展示的“門店櫥窗”。就此而言，媒介不僅辟出了一個基于文化認同而構建起來的符號空間，也不斷重新劃定現實世界中原有的邊界，從而揭示出現實權力關系的形態、分布及其變遷。真實與虛構、歷史與當下、缺席與在場的分野被媒介一次次瓦解、重構。這些現象充分彰顯了媒介的表征性再現對當代世界的強大建構力量。

盡管這些討論涉及的具體議題和理論觀照不盡相同，但總的來說，它們都側重于展現媒介技術中蘊藏著的某種掙脫現實空間束縛的潛能?，F代媒介技術空前激發了蘊含在符號中的表征能量，從而仿佛能將實在的世界“平移”到通過傳播活動另行辟出的、游離于現實地理之外的一方天地中，這種非實在性的隱喻空間“延伸”了主體的行動與言說，使之能夠突破現實世界中物理距離的藩籬，從而展開一幅令人眼花繚亂的“線上世界”畫卷。更有甚者，當代傳媒的表征實踐甚或令能指與所指、虛擬與現實之間傳統的力量對比關系出現了局部的反轉，前者不再只是亦步亦趨地模仿后者，也開始反過來引誘現實模仿媒介中比現實還要逼真的“擬像”。這種觀察也引出了一個頗具后現代思想氣質的反思性主題——置身“超真實”的世界，現實地景的構造也離不開符號這種特殊的“建材”。當“真實世界”相較于“虛擬世界”不再具有絕對的優先性，并且事實上也難以將兩者截然分開時，日常生活將會發生一系列深刻的重組與變遷。

如果從審讀城市與傳播關系時的側重點來看，試圖將城市作為一個品牌加以包裝推廣、經營維護的“城市形象”研究，與西方左翼文化批評與空間理論啟蒙下針對當代城市文化想象展開的討論，其實對“空間”持有相似看法。這兩類研究在處理“城市-傳播”的關系時，都突出了符號構造的表征空間對于現實空間的反向回饋甚至壓倒性的塑造作用。因而當“城市”在這兩類討論中出場時，被賦予的角色不再只是加之于各種傳播活動的硬性“給定條件”，而是反過來表現為媒介描摹建構的對象。從這種意義上說，對媒介再現傾注更多關心的“城市-傳播”探索考察的是“傳播中的城市”，是一種坐落在精神與想象地平線上的表征性空間。只不過一些研究者志在從中發掘可茲利用的媒介形象整飭策略，回答如何更好地調動符號資源表征現實空間的具體現實議題；而另一些研究者則站在更加宏觀和抽象的立場上，關心表征性空間崛起之后的日常生活新形態，提示人們注意：當原先兩腳陷于實在土層中的觀念、文化、社會交往與日常生活，紛紛插上媒介的翅膀飛向一個被再現的表征性空間時，有必要更加全面、審慎地考量這種現象可能帶來的全新范疇。

“第三空間”與“作為媒介的城市”

空間究竟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物質還是主觀精神的想象性產物，我們必須選擇站隊嗎?自從城市成為哲學和社會科學共享的研究主題以來，相關著述雖汗牛充棟，但這個問題該如何選擇一直不斷地困擾著該領域的研究者。

對此，蘇賈順著列斐伏爾在《空間的生產》中勾畫的分析思路，提出“第三空間”概念。在他看來，列斐伏爾在這部集大成之作中，實際上區分了三種“空間”形式。第一種形式的“空間”表現為可憑借經驗觀察予以描述的具象物質，擁有肉眼可見的物理實體。人們可以直接感知這種空間，并在質料層面對其展開“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第二種形式的“空間”則是人們以語詞、圖像等符碼作為素材，在觀念層面搭建的“關于空間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它緣起于人類精神或認知形式對于自身外部環境與內心世界“空間性”的深思熟慮。這兩種空間形式，很大程度上可以概括前文“城市中的傳播”與“傳播中的城市”理解“城市”時內在的“空間觀”。

不過，在蘇賈看來，列斐伏爾最重要的創見在于提出了一個勾連鉚合上述兩種空間形式的“第三選項”，并將這種“再現的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s）視為都市日常生活的真正舞臺。“再現的空間”指的是將實在的空間與關于空間的表征合二為一的空間形式，蘇賈稱之為“第三空間”。因此，與其將列斐伏爾“再現的空間”和蘇賈的“第三空間”理解為一種全新的空間形式，不如說二人的理論貢獻更多地體現在為研究既有的空間現象勾勒出新的思考方式。

“第三空間”發端于將物質和精神一分為二的傳統觀念，但它的意義卻在于提醒人們超越這種已經呈現固化苗頭的經典現代性思維。按照蘇賈的看法，以往的地理學、建筑學、城市研究或者城市規劃理論等等與“空間”掛鉤的學科，總是習慣于全身心地撲在物質或精神兩極中的一端。然而這種二選一不僅不必要，也很容易遮蔽視野，阻礙了人們認識當代空間問題的要義。現代性思維的強勢話語總是想要發現世間萬物的“本質”，在如云聚合、難解難分的現象之間判別出“虛”與“實”，卻忽略了這種認識世界的圖式，恰恰會逼迫生動的現實為抽象的理想類型削足適履?；诙獙α⑸傻恼J識論雖然會讓紛繁的經驗世界變得清晰明了，卻也容易因此粗暴地將復雜現實簡單化。就像空間一樣，事物的屬性總是隨著情境的變換而不斷轉化。絕對守恒的本質很可能只是現代性觀念炮制的一種迷思，以此為界碑，進一步分辨何為“非本質”的虛構與假象，則更是強人所難。

不過，列斐伏爾和蘇賈對現代性“二分法”下傳統空間觀念的評價雖鞭辟入里，卻依然繞開了那個令人困惑的關鍵問題——既然與人照面的空間同時具備實在和隱喻兩個維度，那么實在層面的物質性構成要素，何以能在城市環境中，與人的心靈、交往等通常被認為隸屬于文化世界的一切發生關聯？而從另一面說，一千個讀者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為何同處一城的居民，卻總是表現得宛如置身于某種無形無狀、四下彌散的共識性氛圍之中，分享著大同小異的日常生活？換句話說，我們所直接經驗的那種實在的空間，何以能夠與對于實在空間的表征一道，匯聚成亦真亦幻的“第三空間”，并具體呈現為“城市”這種獨特的人類文明產物？

從這一點上說，“第三空間”設想雖振奮人心，但列斐伏爾和蘇賈都未能充分說明這種新的空間認識論，如何從一種泛泛的理論主張中提煉出清晰的研究視角與可行的闡釋框架。由于無法一針見血地指出勾連實在空間與空間表征的媒介，并為進一步剖析這種媒介發揮中介作用的方式提供可行的方案與闡釋框架，與“第三空間”的主張類似，要求揚棄“實在-虛擬”機械二分法的空間認識論倡議，常常被批評為庸俗的折中主義“和稀泥”。而在另一邊，包括傳播學自身在內，20世紀以來的整個人文社會學科在想象“媒介”時，普遍因沿著停留于大眾傳媒時代的刻板印象按圖索驥，在找尋媒介所引發的社會結果及其生成機制時，視閾也總是被傳統的內容文本所限，幾乎只關注符號與表征如何構造“虛”的空間，而疏于探討實在的空間與傳播活動之間形成了怎樣的互動，從而導致試圖兼容虛實二者的“第三空間”構想無法落到實處。

平心而論，如果傳播學對本領域的自我認知止于狹義上的大眾傳播效果研究，研究者確實不太容易意識到媒介催生“第三空間”的過程本應是包含在“城市傳播”中的重要研究議題。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傳播研究領域所談論的“媒介”，專指報刊雜志、廣播電視等大眾媒體組織，它們被視為訊息和意義的發布者，所供應的內容基于人的尺度設計編排。盡管當時的研究者承認這種意義上的媒介具有影響力，卻一再重申它們只是社會生活的前景（figure）而非背景（ground），雖然搶眼卻并未在日常生活的生成過程中發揮基礎性作用。這種20世紀的刻板印象，無形中將傳播實踐與人們所置身的“真實世界”對立了起來，前者被當作是對后者的“客觀反映”或“主觀建構”，而媒介只被當成二者間默默承運“表征性貨物”的管道。在這種觀念架構下，“城市-傳播”的“敘事母題”，要么是“城市塑造傳播”，要么是“傳播反映城市”，始終跳不出現代性非此即彼的思維定式。

對于這個難題，以“物質性”為標簽的“媒介研究”提供了一種新鮮的化解之道。它反對將觀念世界與物理世界截然分開，關注二者在人類生存活動中以各種方式達成的“匯聚”現象。在媒介物質性視角下審視“城市-傳播”時，最為鮮明的觀點之一在于對“媒介”更為豐富駁雜的理解與想象。在物質性的語境中，媒介不僅包括內在于城市肌理之中的報紙、廣播、電話之類發送接收信息的機構，城市本身其實就是一種緊密交織在人類傳播實踐中的“容器型媒介”（Vessel Medium）。

城市和語言文字堪稱人類文明的兩個典型表征，二者分別從物質與精神兩個層面上，支持著文化的積累與進化。從某種意義上說，文明史卷軸正是依仗著城市和語言文字這兩大基礎性媒介才得以鋪展至今。只不過城市并非大眾傳媒出現以后，人們習以為常的那種輸送信息流的“管道型”媒介，而是一種“容器型”的媒介。所謂“容器”，首先是一種空間。在人類為自身開辟棲居地的歷史上與隱喻性的哲學討論中，“容器”令人著迷的特性，并不是它阻止其內容物與外部接觸的“密閉”屬性，相反恰恰是它以自身所敞開的那種被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等人稱為“虛空”的空間?！翱臻g”在此不僅指實在維度上為人們遮風避雨、容納各種生產生活方式的棲身之所，亦指精神與文化層面上意義空間通過社會交往所聯結的關系空間。就此而言，城市通過敞開這種虛實交織又包羅萬象的“虛空”，構成了一種獨特的“文明容器”。

誠如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所見，深刻改變人類文明進程的第一次大發展不是社會權力的向外擴散，相反恰恰是一個向內聚合（implosion）的過程。原本分散的人類聚落與生產生活要素在權力的作用抑或戰爭、瘟疫、旱澇災害等威脅個體生存的壓力下被動員起來向特定中心地匯聚，并在城市的高大圍墻中束集起來。在營造這方天地的過程中，人們開始嘗試反抗自然的偉力抑或與之聯手，統籌各種新興的力量與資源，并一同驅動它們像一架機器般，在相互配合中行動起來。正是這些由城市促成和容納的聚合過程，讓人類交流活動的范圍與類型得到相應擴展，從而衍生出更加復雜的結構與更為細致的社會分工。各種令人應接不暇、“以城為媒”的相遇、交往與協作產出的文明產品，隨后以可儲存、可復制的形式在城市中積淀下來，要么作為有形的建筑、設施等具象的地理景觀矗立在城市的物理空間之中，要么作為城市特有的風土人情與社會秩序，彌散、滲透在生活世界的各個角落，共同織就了一個無形彌散的意義空間。盡管后者總被看作是由語言文字來承載的精神活動產物，但在靈動多變且時常只可意會、難以言傳的交往實踐能夠被抽象為符號之前，城市就已經作為一種實體性的“檔案”，以自身特有的時空節律和生活方式維系并傳承著這些交往實踐。

從這種意義上說，由城市的形成發展所引發的聚合過程，并不只是簡單地將各種要素堆放一處。這種“容器”不是惰性、中立的，而是像“煉丹爐”一般積極地施展著神奇的轉化能力，以自身引出、解蔽了各種能“化力為形，化能量為文化，化死的東西為活的藝術形象，化生物的繁衍為社會創造力”的社會組織模式。在約翰·杜海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看來，一個社會用來管理時間、空間和權力秩序的事物，均可視為“媒介”。因此城市不只是文明的產品，更是讓文明能夠“成其所是”不可或缺的媒介。它聯結了直觀可感的地景與表征符號，并藉此為特定生存形態提供容身之所與立足之地。各種抽象的時空秩序與文化觀念在城市中通過建筑、街道、社會分工與生產方式等遍布日常生活角角落落的裝置與物質性活動確立起來，在編織特定社會交往關系同時，也讓情感、信仰、記憶等能夠給予人“存在感”的意義向此匯聚。城市為其居民編排的生活世界，以及人在其中被賦予的存在意義，是這種“容器型媒介”所作的積極表達。因此可以說，城市在記錄和傳遞信息之外，如同在20世紀深刻改變了文明進程的計算機一樣，提供了一套用以組織或調度人員、物資、行動、話語等海量“文明數據”的系統性“算法程序”。

一旦把物質性交還曾被認為與物質世界截然二分的精神、交往與意義生產活動，不少似乎已被爛熟于心的經典理論又現出另一番風景。例如在芝加哥學派松散的學術共同體中，物質性視角有助于與學派成員在學術氣質上遙相呼應的芒福德等人關于城市、空間、社會場景等議題頗具啟發性卻長期被“主流”傳播研究疏遠的論述“再度發言”，而作為芝加哥學派城市社會學“標桿”的帕克，其實同樣涉及了報刊這一媒介形式本身溢出信息內容之外、以自身媒介實體所引發的社會影響。在偏重信息內容而忽略媒介物質形式的效果研究如日中天時，蘊藏在這些觀點中的思想光芒很大程度上被遮蔽了?！翱臻g轉向”中的左翼空間思想旗手雖批評芝加哥學派失于“未經打磨的物質主義”（raw material），但這一評價更多針對的是“未經打磨”而非“物質主義”。他們反對的是芝加哥學派用“生態學”的立場解釋城市的空間分布形態，認為這種表述潛在地將權力在空間中制造的結果粉飾成了“自然選擇”的過程，但這些左翼理論自身并不“排斥”有關物質的討論。相反，在列斐伏爾揭示城市環境與其生活節律之間關系，以及卡斯特爾和哈維從“集體消費”入手分析當代資本運作時，恰恰都試圖闡明城市特有的物質環境與物質性的社會勞動形式，何以在那種明確服務于資本再生產的生活方式全面宰制當代世界的過程中充當跳板。而在左翼理論中看似最“務虛”的福柯，同樣關注到了監獄、學校、瘋人院等現實場所中蘊含的物質性隱喻——這類“異托邦”空間中潛在的紀律，透過作息表、空間分布等彌散的時空秩序滲入日常生活的毛細血管，從而讓權力直抵人們身居的生存場景的神經末梢。

如果說20世紀下半葉的結構主義思潮釋放了“形式”的力量，提醒我們知識或信息的意義離不開文本背后的敘事結構與隱含在思維過程中深層次的抽象形式，那么眼下關于媒介物質性方興未艾的討論，則重申了理解信息文本的結構與傳播所建構的觀念形式，不應與承載它們的具體“質料”剝離開來。正如20世紀70年代“轉向空間”的認識論躍遷，給人文社會科學帶來了一套全新的知識型那樣，眼下傳播研究領域“轉向媒介/物質”的倡議并不意味著要對本土研究者此前在這個領域中做出的既有探索進行簡單的否定，而是希望通過聯結“城市中的傳播”與“傳播中的城市”兩端，將各自為營的二元整合為更廣闊的“第三空間”視閾，并從中提煉更為清晰、獨特的傳播學視角。

截至目前，在這種路徑下理解“城市-傳播”的關系，已經孵化出不少可資借鑒的范例。有研究者從媒介承運的內容，轉向探討載體自身擁有何種物質性的技術形式，并嘗試以這種視角開啟媒介史書寫的新范式。這種主張在本土學界已經獲得了廣泛的響應與不少頗具啟發性的結論。在這種視閾下，近代報刊的媒介體裁一方面通過重塑中國知識分子的“知識類型”實現了現代性啟蒙，一方面也創造了一套全新的知識分發流通系統。作為一套運用復制技術傳散溝通的社會設置，報館報刊與小說、畫冊、錄音、電影等其他跨文本、跨體裁的媒介互為征引，構成了一個不斷擴張的社會空間，共同生產了歷史與文化脈絡交織中的“上?！薄３藢鹘y上被視為媒介的事物進行“新解”，亦有研究者在拓寬了的媒介觀下，探討旗燈、鐘樓、亭子間等器物、裝置、場景，如何作為組織近代新型社會生活的另類“新媒體”，聯結起體現城市特色的日常生活、社會交往與文化圈層。

隨著物質性的視角在理論與經驗探索中被不斷廓清，研究者也開始更加清晰地意識到：盡管物質性視角很容易被誤解為“見物不見人”，但這種主張的本意卻是號召研究者“見物又見人”“見人知物”“睹物思人”。雖然今人所見的哲學大廈多半落腳在主客二元論的地基上，但令人費解又不斷誘惑后人勇攀險峰的終極問題，卻是“主客之間緣何能夠橋接勾連”。在這種語境下，與其將“容器型媒介”看作是城市固有的“本質”，不如將之視為一種在物與人的“交手”中獲得激發的“可供性”（affordance）。

馬修·福勒（Matthew Fuller)曾以自己的方式闡釋過詹姆斯·J.吉布森（James Jerome Gibson）提出的“可供性”概念：“能供性（可供性）并非一個對象‘本身’所有，而是在它與其他元素進行組合時所可能之生成。”正如當“銀”這種質料和被稱為“盤”的外觀相遇時，雖然可以備下“銀盤”作為祭器服務于祭祀目的的可用屬性，卻無法讓這種屬性自行涌現。作為人的銀匠雖立于銀盤這種物的實體及其效果之外，卻通過自己的行動讓特定的質料、外觀對應著具體的目的而聚集起來。即使技術發展至今，其進化的規則與動力機制早已不從屬于人的意向，但運用技術改變和超越現有處境卻是人所特有的“超前”意志。因此蘊藏于技術之中的趨勢與可能性同時包含人與物質兩個側面。就像形式不先于物質一樣，人總是以既有技術為前提構想新的技術及其所能帶來的超前圖景，但反過來說，散入浩瀚物質星叢的可供性需要依靠作為技術操作者的人來聯結、觸發和實現。

因此我們所能夠感知到的各種“城市傳播”現象，同樣不是城市這種媒介抑或人類傳播行為所自帶、固有的特征與屬性。它們應當被作為“城市”與“傳播”兩方重疊交織在一起時，迸發出的某種特定的可供性來加以具體分析。這種可供性之所以越來越清晰，與當下仍在加速深入推進的媒介革命密不可分。今天的數字媒體作為社會的基礎設施，形態愈發隱蔽。但與此同時，卻又在更基本的維度上作為一種動能被卷入當代的城市構造中，不斷修訂和重寫當代世界的游戲規則。媒介已經從反映現實、建構現實，走向驅動現實和直接參與現實的運作。

余論

如果說人類文明所倚重的媒介演化到大眾傳媒這一代時，尚能辨認出它在人與城市之間占據的中間位置，那么數字媒介則正在從內部瓦解這種格局中原有的界限，與人和城市一同“進化”，甚至成為一種新的“本體”。當下，不少本土研究者已經敏銳地注意到，今天正在如火如荼建設中的“智慧城市”“數字城市”，不單是讓數字技術為自己添磚加瓦，也把現實的地理與人的血肉之軀變成了可用來喂養數字技術的養料。城市的全面數字化反過來也幫助技術本身變得越來越“智慧”。在數字媒介不斷“下沉”，已然成為當代城市世界基礎設施的前提下，城市在某種意義上也成了技術為自身開辟的“農場”。正在趨近于全面數據化的智慧城市平臺，也為數字技術全方位捕捉和記錄人的行動，并將其轉化為可被機器學習、消化、利用的養料提供了極大便利。數字技術正在成為城市的大腦，而麥克盧漢的名言也隨之被反轉——現如今，人體是數字技術的延伸。

正如馬修·福勒所說：“一門技術的發展效果，時不時會在兩種本無關聯的技術方法之間制造出一個突變域，使它們能夠借由多種方式聚合起來，直到它們聯結而成的某種或多種組合被一種表述行為的尺度、趨力、闡明方式，又或者被生產性或壓制性的組合性動能所吸納，從而獲得一種疆域統一性”。城市與數字媒介通過以二維碼為代表的技術應用聯結聚合，已經生成了一種全新的“城市-媒介”統一體，有待研究者進一步剖析它的肌理。曾幾何時，數字技術被我們看作是與“現實”形成對照的“虛擬”一端。然而隨著藍牙、無線局域網與全球定位系統通過更為全面的軌跡捕捉與更加精準的定位，把人帶入一種比肉眼所見的現實“更真實”的世界時，我們恐怕已無法如此決絕地下此定論。這種數碼環境既是人為的也是自然的，與過去所說的“真實世界”同樣復雜。或許迄今為止，它仍是一個會不時令人無所適從的陌生世界，而我們已然身處其中。

近年來，本土研究者從與數字技術耦合嵌套、難解難分的當代城市生活中，不斷發掘有待探討的新現象、新議題，將城市作為媒介的第三種“城市傳播”路徑也獲得了更多可資借鑒的研究范例。例如有學者注意到，今天的移動媒體和為其提供技術支持的大數據，正在將身體在空間中的運動軌跡和時空坐標，轉化成為一種新型的意義書寫。這種基于數字媒體的實時反饋固然能通過提高傳播速度，制造一種社會互動在空間中無限擴展的超時空體驗，由此似乎會引發某種“去位置”的趨勢。然而這一趨勢，卻也同數字媒介在制造新型地點過程中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并駕齊驅。數字媒體在“去地”與“置地”之間持續制造張力的現象，引發了研究者對當代媒介技術所體現的矛盾性的關注與討論。有研究者就此提出了“位置媒體”（Locative Media）概念，主張“位置即訊息”。谷歌地圖、美團等應用基于GPS定位精準推送相關信息，為用戶量身打造“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務”（Location-based services），讓數字技術嵌入到既存的地點中，改變了人們感知、接近和使用原先空間的模式，從而在這個位置上生產出了新的空間。這些卷入了新型技術應用的移動行為不僅改變了位置，挪移了時間、空間和語境，而且改變了人們的交往關系和思考、行動的方式，從而引發了社會和文化狀況的復雜變化。這也讓“身體”的意義隨之改寫，而這種變化通過“隨手拍”“打卡”等短視頻技術下的新型影像實踐，烙印于人們有關城市的感知之中。這類研究在發散傳播學想象力的同時，也帶來了關于當代城市生活乃至存在方式的深刻洞見。

其實，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城市與傳播的“雙生互構”原本一直是種蟄伏的共識。它隱蔽卻有力地塑造了20世紀以來傳播研究復雜多變的精神氣質。即便效果研究范式一度“后來居上”，亦不能抹殺這支思想傳統散發的光芒。只是由于傳播學科長期以來疏于理論建構，并且在大環境的功利主義導向下，對探討與價值和意義相關的議題興致缺缺，止步于測量傳播機器的商業效果和政治效能，才導致我們始終難以找到一種底蘊深厚、視野廣博、與此同時又不失操作性的“傳播”視角，進而無法在面對作為人類文明史經典母題的“城市”現象時，提供出體現本學科獨特視角的觀察與闡釋。

將城市本身視為媒介的“城市傳播”視角有可能為此提供了一劑解藥。它在既有的傳播研究中重新發現了城市，與此同時，也在“城市研究”這個多學科穿梭交匯的港口開鑿了一個傳播學的“登陸點”。這種路徑的媒介本體論，再次讓我們關注到“傳播”的意涵除了在技術的“連接”中實現信息傳遞，還包括在日常交往中以實體或虛擬方式實現的“溝通”，以及文化層面的意義、情感、價值“共享”。它為人的“在世存有”編織關系網絡，呈現出我們與他人在宇宙中的“共在”關系。在這種意義上的傳播中，“城市”亦非惰性的僵死之物。這種“容器型”的媒介在作為一種“存有”方式的傳播實踐中，提供了起支撐作用的物質性框架，凝結、物化著“存在的歷史”。對此時此地的棲居者而言，實在的城市空間既是無法選擇也無從回避的先驗實存，又是他們與世界照面時所依憑的“路標”。

就此而言，傳播串連了城市，而城市也無時無刻不在進行著傳播，將“此在”的世界向它的居民娓娓道來。人們在千姿百態的傳播中塑造了城市，而這個經由人類之手帶出和端呈的世界中，也深埋著我們自己的“存在之根”。維持生存的物體系，既是我們在世間棲留給養的“臍帶”，又扮演著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上溝通社會歷史不同場域、各個段落的信使，將萬事萬物連綴成一幅環環相扣的文明畫卷。重思物質性帶來的啟迪，或許能幫助我們更好地捕捉和開掘“城市-傳播”之間，那個小小的連詞符里蘊藏的張力與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