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

1982年日本“教科書事件”，引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為回應日本右翼勢力否認南京大屠殺的企圖，也為了回應廣大人民群眾編史建館立碑的呼聲，南京市開始籌建與南京大屠殺相關的紀念館和紀念碑，并編寫南京大屠殺專史。籌建紀念設施及編寫專史，得到了江蘇省、南京市有關方面及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日本“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在來南京調查訪問期間，也與中國學者進行交流，并提供了日方的資料和研究成果。在紀念館籌建期間，南京市還開展“活見證人”的普查，發現了一批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和見證人，為南京大屠殺歷史留下了珍貴的口述史料。1985年8月15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建成開館，雖然之前館名曾多次變化，但在開館前最終確定館名，并請鄧小平題寫了館名。建館35年來，紀念館的功能得到了很大擴展，在奠定南京大屠殺歷史敘事架構的基礎、愛國主義教育、南京和平城市建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關鍵詞

南京大屠殺? 日本“教科書事件”?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歷史記憶

2020年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建館（簡稱“紀念館”）35周年。35年來，隨著人們對南京大屠殺歷史認知的不斷深化，紀念館的功能和作用也有了相應擴展。在紀念館建館之前，日本有一些人不愿意承認南京大屠殺史實，這與日本戰后的政治走向關系密切。戰后日本并沒有徹底肅清軍國主義思想，一些在侵略戰爭中負有罪責的人甚至走上日本政壇。盡管南京大屠殺證據確鑿，并且有國際軍事法庭和中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的審判定論，但一直以來，日本右翼勢力仍然試圖淡化甚至否認這段不光彩的歷史。戰爭結束后，雖然對與南京大屠殺相關的日本戰犯進行了審判，但直至20世紀80年代初，就整體而言，南京大屠殺史實確有被淡忘的趨勢。即使是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也很少提及這段慘痛的經歷，而將傷痛的記憶深埋在心底。20世紀80年代中期，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標志性意義。從此，紀念館作為“記憶的空間”，承載著這段慘痛的歷史記憶。201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將12月13日設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此后每年的國家公祭儀式都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201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南京大屠殺檔案”列入《世界記憶名錄》，南京大屠殺慘案在世界上的影響力日趨增強。本文運用“南京大屠殺”編史建館立碑工作領導小組所編的《工作簡報》及其他第一手史料，系統梳理紀念館的籌建情況、館名的形成，以及紀念館功能的擴展和時代意義。

一、日本“教科書事件”與中方的回應

1982年，日本文部省審定通過了美化侵略戰爭、淡化戰爭暴行的教科書。該教科書對南京大屠殺等史實進行了刪減，將“侵略華北”改成“進入華北”，把南京大屠殺歸咎于“遭到中國軍隊的激烈抵抗，日軍的損失也很大，于是日軍群情激昂，殺害了許多中國軍人和平民”。日本“教科書事件”不僅遭到日本正義人士的反對，也引起了中國政府的強烈不滿和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1982年7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短評《必須牢記這個教訓》，對日本“模糊戰爭責任”進行了批判。8月6日和8月29日，時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吳學謙兩次約見日本駐華大使，要求日方糾正文部省審定教科書中的錯誤，以利兩國關系的發展。同時，朝鮮、韓國、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及臺灣、香港等地區也就“教科書事件”向日方抗議或提出嚴厲批評。

1982年的“教科書事件”對日本來說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戰后，美國占領了日本，并對日本實行“改造”，但這種改造是建立在維護美國利益前提下的，特別在冷戰環境下，為了將日本綁在美國的戰車上，維持所謂“美日同盟”，美國對日本在戰爭中的罪行，諸如細菌戰、化學戰、“慰安婦”、屠殺平民等都“有意無意”地淡化。由此，日本的戰爭罪行在戰后并沒有得到徹底清算。1951年，日本文部省就在《學習指導綱要》中把“侵略”中國改成“進入”中國；1955年，日本文部省審定教科書時還禁止使用“侵略”一詞。可以說，戰后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和皇國史觀等不時泛濫，日本右翼勢力一再企圖通過修改教科書以美化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淡化甚至否定戰爭暴行。

日本修改教科書的舉動，遭到了中國政府的嚴厲批評，要求日本政府糾正教科書中的錯誤。面對來自各方面的壓力，日本政府不得不做出相應調整。1982年11月12日，日本文部大臣表示，在今后教科書審定標準中增加一項后來被稱為“近鄰各國條款”的內容，同時，文部省在教科書審定標準中也規定：“在處理與鄰近亞洲各國之間的近現代歷史事件時，基于國際理解和國際協調的角度，應給予必要的考慮”。

日本“教科書事件”不僅遭到中國政府的嚴正抗議和批評，也激起了中國人民尤其是南京人民的強烈憤慨。1982年8月前后，中共南京市委、市政府和南京日報社等不斷接到群眾來信，建議整理編輯南京大屠殺史料、編寫南京大屠殺專史、建立相關紀念館和紀念碑等。南京市紅十字醫院中醫科醫生龔仕明致信《南京日報》表示：“為了讓孩子們更形象清楚地知道什么是侵略和被奴役，南京為什么不可以盡快地修紀念館、建紀念碑呢？”南京化工原料公司的李光福給中共南京市委寫信表示：“為了防止歷史的重演，激勵后代，也為紀念死去的同胞，建議在南京建立一座‘南京大屠殺被害同胞紀念碑’，地點可建在鼓樓廣場或當時被害人數眾多的下關、大橋公園等地方。”還有南京市民以“一群中國人”的名義，于1982年7月寫信給南京市領導，建議為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建立紀念碑，并表示“如果決定什么時候動工，我們一定參加義務勞動，并捐款100元。”家住南京五臺山的汪海于1982年8月寫信表示：“前事不忘，后事之師，為了紀念南京大屠殺的三十萬蒙難者，為了對人民、對后代進行教育，建議人民政府建造‘日軍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紀念碑’，把這血寫的不容纂改的歷史永遠銘刻在南京的土地上。”

除了南京市民外，全國各地的群眾也提出編史、建館、立碑等倡議。無錫市東林學校教師顧熙宏在給南京市長的信中建議：“在南京市合適的地方建立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紀念碑、紀念館，在紀念館中陳列有關這次大屠殺的盡可能全面的圖片、資料、實物等”。重慶市第五十八中學的熊炬致信中共南京市委：“我每次到南京，都聽到南京人提起日寇的下關大屠殺，十分悲憤！在重慶，抗戰時逃難來的‘下江客’提起日本軍國主義的暴行，也是念念不忘”，“我向您們建議，一、在南京下關建立一個紀念碑，紀念在南京被屠殺的同胞……二、編一本書，用照片、文字（南京大屠殺的紀實，審判戰爭罪犯的證據，幸存者的回憶錄……等）來教育一代”。 這些群眾來信基本都提出了建立紀念碑、紀念館等倡議，可見，建立與南京大屠殺相關的紀念設施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

二、編史建館立碑工作的啟動

針對日本“教科書事件”，社會各界群眾的來信和呼聲引起了中共南京市委、南京市政府的高度重視。為了回應廣大人民群眾的呼聲，市委市政府多次召開會議進行討論，中共南京市委宣傳部還提出了“工作意見草案”。針對南京市提出的“工作意見草案”，中共江蘇省委認為，這件事很重要，一定要組織各方面力量把事情辦好，并對南京市的“意見草案”進行了批復，要求“盡快開始籌建工作”。經過各級相關部門的同意，南京大屠殺編史建館立碑工作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1983年7月28日，中共南京市委宣傳部提出《關于收集、整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史料的方案》（征求意見稿），指出：“這件工作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了。否則，我們將既對不起數十萬死難的同胞，對不起我們的列祖列宗和我們的后代，也有負于全世界人民的良心與正義”，“為了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為了兩國人民共同與日本右翼勢力作斗爭，使之掩飾日軍侵華罪行的圖謀不能得逞，我們必須立即著手進行這一工作。”

1983年8月13日，中共南京市委宣傳部牽頭召開“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事件”座談會，會議討論了《關于收集、整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史料的方案》（征求意見稿），時任南京市長張耀華到會講話。會議提出，著力辦好四件事：“一是編簒一部具有權威性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罪行專史》；二是籌建一個永久性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罪行展覽館’；三是在‘大屠殺’的主要場所樹立若干個‘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群眾紀念碑’；四是拍攝、輯錄一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歷史記錄片”。與會者一致認為，應建立包括南京地區黨、政、軍、民各界人士在內的聯合領導小組，“凡制定方案，組織發動以及聯系、協調工作，由政府負責；史料、論文、專著等學術性的工作，由各學術單位負責；建館、立碑、拍電影等由城建、文化等單位分頭負責”。會議議定，聯合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并協商設立四個專門工作小組：“一是資料組，請二史館主持；二是學術組，請省社科院、省歷史學會主持；三是建館立碑組，請市文化局、文保會、市城鄉建設委員會和規劃局負責建館立碑事務，南京博物院、市博物館負責展出；四是電影攝制組，由南京電影制片廠負責。市司法局指派律師擔任法律顧問”。這次會議還討論了紀念館館址問題，許多與會者不同意最初考慮的建在南京江東門原民國時期軍人監獄舊址，而建議建在南京江東門日軍大屠殺遺址。

針對南京市提出的《關于收集、整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史料的方案》，1983年11月3日，中共江蘇省委、省政府批示指出，“這是對廣大人民群眾和子孫后代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一件大事，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批準了南京市提出的《方案》。

在籌建機構正式成立前，有些專門工作組已經成立并開展了工作，如建館立碑組于1983年11月20日即召開成立會議并討論相關工作。1983年11月26日，編史組成立，參加編史和提供資料的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圖書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檔案館、南京市博物館、南京電影制片廠等14家單位的有關人員參加了成立會議。會議一是研究了“編史大綱”（草案）和編寫計劃，并提出“編寫專史的目的，是用鐵的事實，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當年犯下的血腥罪行，對內教育廣大人民和子孫后代，對外維護‘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支持日本友好人士，反擊日本右翼勢力妄圖翻案的反動逆流，有利于增進中日友好，有利于保衛遠東和世界和平”；二是商定編史的單位分工和大體進度，決定“請南京大學歷史系高興組副教授和二史館鄒明德同志擔任專史編史組正副組長。除全組成員按專題分段編寫外，在具體資料的提供上，由二史館和市檔案館提供有關歷史檔案、資料、照片；南京圖書館提供中外文圖書、報刊等資料……南京博物院和市文管會、市博物館提供文物、圖片等資料”，此外，還請南京大學歷史系提供日本、英國、美國，以及臺灣、香港等地區的有關資料。會議還明確了總的時間進度和分階段進度：“這部專史打算1984年7月完成初稿送審，爭取1984年12月定稿付印”。

1983年11月27日，中共南京市委發布《關于成立“南京大屠殺”編史建館立碑工作領導小組的通知》，該領導小組是紀念館建立前第一個正式發文成立的籌建領導機構。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張允然任辦公室主任。1983年12月9日，領導小組辦公室（以下簡稱“編史辦”）總結了前一階段工作，形成《匯報提綱》，對1983年8月以來的工作進展進行小結，其中提到“籌備舉辦江東門遺址紀念館”破土奠基儀式。該《匯報提綱》在提出今后三年的工作設想時，將“建設一座死難同胞紀念館”作為工作任務之一。這一時期的相關文件中，對擬籌建的紀念館名稱表述不一，顯然此時尚未確定館名。

“南京大屠殺”編史建館立碑工作領導小組的成立，以及各專門工作組的工作分工及各項工作的初步展開，標志著編史建館立碑工作的正式啟動。

三、紀念館與紀念碑籌建工作的推進

1983年11月20日，建館立碑組召開成立會議，明確了工作分工，商討了工作計劃，以具體落實建館立碑任務。會議商定：第一，落實紀念館籌建機構，明確以南京市文化局為主體，由相關單位抽調專人組成，南京市文化局副局長黃耀靜兼任籌建處負責人；第二，抓緊建館用地的征撥；第三，建館勘察設計工作由籌集處提出設計委托書，由南京市規劃局安排設計院勘察設計，并要求在1984年3月底前“提出二至三個設計方案和草圖，6月底送省市領導審查、修改、定案，7月份動工”；第四，江東門“萬人坑”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遺骨的發掘，以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為主體，會同有關方面著手進行；第五，其他14處南京大屠殺遺址的立碑，由南京市城鄉建設委員會提出分期分批實施的具體計劃，“力爭三年完成”。

1983年底，建館立碑組開始重點抓建館用地的征撥、經費報批和紀念館設計三項工作。1984年1月5日，建館立碑組形成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紀念館、紀念碑設計任務書（初稿）》。1984年3月，南京市建筑設計院完成了三種設計方案，經審定，初步采用“以紀念碑為中心，圍繞以半圓形館體建筑”的設計方案，送市建筑咨詢會議會審。東南大學建筑系教授齊康等專家論證后，對該方案提出重大修改意見。齊康教授在對該設計方案的修改中，將“生與死”作為紀念館建筑設計的中心思想。

在土地征撥方面，到1984年10月，建館立碑組已經征撥土地22畝。與此同時，立碑方案也從原定的15處調整為草鞋峽、中山碼頭、煤炭港、江東門、棉花堤、燕子磯公園、紫金山下等13處，并按照就地、就近的原則，將13處立碑任務分配到了有關各區及單位，實行包選址、包設計、包施工的包干負責制。

南京市政府對立碑工作十分重視，于1985年專門發出《關于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遺址抓緊立碑工作的通知》，要求在8月15日之前完成立碑工作。為了確保按期完成，《通知》不僅就選址和設計做了具體規范，而且明確了經費保障，就連建設單位“如遇所需木材、鋼筋、水泥難以解決的物資，可報請市物資局按價調撥”這樣的細節都考慮到了。

1983年12月15日，南京市編制委員會發布《關于“南京大屠殺”編史建館立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人員編制的批復》，給“編史辦”列了7名事業編制。這標志著紀念館籌建機構有了正式的機構建制和人員編制。

為了推進建館立碑工作，1984年8月9日，南京市政府召開專題會議，討論和落實立碑工作，并就立碑選址、責任分工、設計、時間節點等提出了具體要求。11月6日，南京市政府召開市長辦公會，確定了“江東門‘萬人坑’紀念館”方案。11月9日，南京市勘察設計院接到設計任務后迅速動員，優先安排，到12月底已經完成了全部施工圖，從而確保了市政府提出的“年內做好各項準備，明年一季度分別開工”的進度要求。1984年11月19日，“南京大屠殺”編史建館立碑工作領導小組召開會議，就“完成專史初稿，搞好建館立碑”工作進行研究，會議再次強調，“建館要下決心在明年八月十五日抗日戰爭勝利四十周年完成。現在距離這個日期只有十個月了，時間緊，不能拖”。此后，各項籌建工作均以這一時間節點為目標，加快推進。與此同時，紀念館建設工程也被列為1985年南京市城市建設十項重點工程之一。

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是紀念館的承建單位。1985年2月20日正值大年初一，按照中國人的傳統習俗都放假回家過年了，但這一天卻成為紀念館破土動工的日子。春節期間及節后，南京是連綿的雨雪天氣，南京市建一公司堅持施工，從未停工。由于雨雪交加，施工條件差，機械設備暫時無法進場，工人們就肩扛人挑，施工期間，南京市建一公司的干部和青年團員還參加義務勞動300多人次。20世紀80年代，國家的建設資金尚不寬裕，但對于紀念館建設，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仍然盡可能給予支持，國家文物局批專款20萬元、江蘇省財政撥款40萬元、南京市財政更是拿出南京的歷史擔當，承擔了200萬元的經費。南京市長張耀華甚至從市長基金中擠出資金，支持紀念館建設。南京市規劃局只用了幾天時間就完成了館址紅線的劃定，南京市雨花臺區和江東鄉協助建館土地的征用，解放軍某部還無償轉讓了8畝土地。在紀念館建設期間，南京市長張耀華37次到現場視察和指導工作。紀念館的設計者之一齊康教授，“按照建館主旨和館址地形（地面標高南北相差3米），主張在意境、造型上要符合建館要求，因地制宜地修改了設計方案，并在構思和格調上有了一個新的突破，使整個紀念館顯得主題突出、立意新穎，風格獨特，氣氛感人”。

經過各方的共同努力，紀念館主體工程的基建任務僅僅用了4個月即告完成，這樣的建設速度在南京建筑史上也是少見的。

四、史料搜集與見證人普查

除了建館立碑工作之外，編史工作也加快推進。1983年12月13日至15日，“南京大屠殺”編史建館立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召開“南京大屠殺”編史座談會，討論《編史大綱》、研究編寫計劃。參加座談會的專家學者不僅來自江蘇和南京，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等單位也都派員參加。13日上午，與會者還參加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紀念館”建館奠基儀式。參加座談會專家學者表示，“這一段歷史非寫不可，非寫好不可，這是史學部門、史學界以及各有關單位共同的歷史責任”；“盡管編寫專史的任務過去長期受到忽視，但畢竟現在抓了，而且開了好頭”；“一定要把這部專史，編寫史實和立論都‘站得住，駁不倒’，‘ 無懈可擊，無空可鉆’，真正具有權威性的專著”。座談會還提出了扎扎實實抓好資料工作的建議，認為“這是編史的基礎”，“資料工作應著重抓好四個環節：收集、考證、研究、編纂”，“要搶救目前尚健在的見證人的口碑資料”。

1984年1月21日，“編史辦”再次討論修訂《編史大綱》，對《編史大綱》初稿，從書名到內容取舍，從編史體例到章節安排，從具體編寫到用詞用語等，都反復討論修改。這次討論修訂《編史大綱》，將專史書名由原來《南京大屠殺》改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其理由是，原書名雖然已有專門含義，但是尚欠鮮明。這也是在名詞“南京大屠殺”之前，冠以限定詞“侵華日軍”的最早討論。會議上，參與編史的專家學者秉持專業精神，提出了“史書主要是寫史，不宜形成專門批判的章節”的建議，并形成共識。會議還決定將專史文字從原計劃的30萬字壓縮至25萬字。

史學研究離不開史料，在編史的過程中，史料搜集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日益凸顯。時任南京市長的張耀華曾表示，“資料工作的收集，我看要比建館難”，“館建得再好，如果沒有資料，就起不到教育作用。因此，要把我們能夠搞到的資料，都要進快地收集起來。”

在編史過程中，大家形成共識，即搜集史料不能少數人關起門來搞，而要調動各方面的力量，充分利用國際、國內的各種渠道。駐寧中央、省屬及市屬史學研究單位，各高校和部隊駐寧院校，以及北京的歷史、文化、科研等單位都給予編史建館立碑工作大力支持。原解放軍通信工程學院政治教研室和電化教研室派出3人，帶著錄音錄像設備，陪同“編史辦”人員到南京城郊采訪南京大屠殺見證人，其中有較大影響的伍長德、陳德貴、李秀英、姜根福等南京大屠殺幸存者都是這次采訪的對象。1984年6月底，“編史辦”的陳立志、段月萍，陪同南京電影制片廠編導邱中義、攝影汪若柏等人，到上海搶拍了參加東京審判的向哲浚、楊壽林、高文彬等人的影像資料。楊壽林還提供了東京審判的實況照片冊，共141張照片，供“編史辦”復制。“編史辦”還專程前往北京，采訪曾參加東京審判的倪征燠（日奧）、裘劭恒、周錫卿、張培基等。在北京采訪期間，錄像設備發生了故障，北京師范大學附屬中學不僅將電話教學的錄像設備借給“編史辦”使用，還派出兩人協助錄像。

尋找、采訪見證人的消息經媒體報道后，一些見證人及其后人主動聯系有關方面，講述自己或家人當年的相關經歷。戰后擔任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的法官葉在增，曾審判過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日軍第六師團長谷壽夫、進行“百人斬”比賽的日軍少尉軍官向井敏明、野田毅，以及砍殺了100多名中國人的日本軍官田中軍吉等日本戰犯，他的兒子葉于康在看到媒體的相關報道后致信《光明日報》表示：“我的父親葉在增，現在江西九江市，他在1946年曾經擔任中國軍事法庭法官”。由此，又一個與南京大屠殺相關的歷史見證人得以發現。

歷史資料的搜集整理是歷史研究的基礎。為了搜集與南京大屠殺相關的歷史資料，南京地區多家單位分頭進行資料搜集工作。南京圖書館指派專人查閱館藏報刊圖書，共查詢搜集到相關報紙8種、期刊25種、圖書畫冊32種，此外還專門編印了《館藏侵華日軍的暴行資料目錄》，供專家學者查閱利用。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和南京市檔案館保存有大量民國時期的檔案，其對編史工作十分重視，將南京大屠殺相關檔案的查尋搜集作為全年工作的重要任務之一，兩家檔案館合作整理編寫了《南京大屠殺部分資料目錄索引》。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還將南京審判中涉及南京大屠殺的部分，包括對日本戰犯谷壽夫案的起訴書、判決書、罪證、證人證言等約50萬字的檔案進行了整理。除了南京地區外，北京的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也提供了部分有價值的歷史資料。

1985年4月，當年曾報道日軍在南京暴行的美國記者德丁，參加“重訪中國團”來到中國，期間來到江蘇徐州。得知消息后，“編史辦”派段月萍專程趕赴徐州采訪德丁，并記錄了寶貴的口述史料。1984年2月28日，日本“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在東京召開了第一次聯絡會議，日本學者洞富雄、井上久士在會上做了專題報告，會議還決定年內赴南京進行現場調查。日本學界的相關史料整理和研究成果也成為編寫南京大屠殺專史的重要參考資料。截至1984年10月24日，由“編史辦”牽頭搜集的資料（包括日方的資料）有112種、550萬字，圖片照片200余張，其中包括原始檔案、圖書報刊資料、照片圖片、影像資料、口述史料等，并編印了《南京大屠殺簡介》《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事件日志》，為專史的編寫奠定了基礎。

南京大屠殺發生47年后的1984年，南京尚有一些大屠殺的幸存者健在。為了發掘、保存更多的南京大屠殺口述史料，南京市開展了一次對“活見證人”的普查工作。1984年2月24日，南京市政府召開會議，對全市居民中親身經歷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并健在的見證人開展一次普查進行了動員部署，指出，“當前開展普查是一項帶有搶救性質的工作，是一個十分緊迫的任務”。會議還規范了普查的對象和時間范圍：對象是三類人員，即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幸存者、目擊者，以及其他南京大屠殺時期的各類見證人；時間范圍從1937年12月13日到1938年2月底。普查分三個步驟，一是動員準備階段，將普查任務部署到街道、居委會和鄉村，組織專門力量，進行業務培訓；二是調查登記階段，召開居民群眾會，動員群眾報名、推薦或提供線索，發現普查對象后進行登記；三是重點調查訪問階段，根據普查情況，進行重點對象的訪問調查。會議強調，見證資料必須真實，不能夸張，更不能道聽途說，對被侮辱的婦女要注意資料的保密等。到1984年5月19日，全市初步查出“活見證人”1000余人。由于各區縣的普查進展不平衡，普查工作又延遲到8月底才結束。據統計，此次全市普查，共查出“屬于當年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事件中的幸存者、受害者、目睹者，而目前尚活在的，總人數達1756人。其中，本人親身受害而又死里逃生的，有176人（包括至今身上留有刀疤槍殺的66人）；親屬被日軍殺害的有544人（包括直系親屬被殺的393人）；婦女被日軍奸污的有44人（有10人是本人親身被日軍奸污的）；自家房屋被日軍放火燒毀的，有29人；親自目睹日軍燒、殺、淫、掠暴行的，有948人（包括重要目睹者258人）；親自參加慈善團體組織的或被日軍強拉去抬運、掩埋死難同胞尸體的，有15人”。這次全市范圍內的普查發掘了一批新的口述史料，為編史和辦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經過4年的努力，在歷經了七次編史專題會議和廣泛的史料搜集及見證人普查后，1987年12月，《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稿》終于由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這部《史稿》對推動南京大屠殺史研究及紀念館展陳布展等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五、展陳架構與館名的確定

展覽陳列是紀念館建設的重要方面。對于紀念館的展陳內容，時任南京市長張耀華曾表示：“我看能否搞一些雕塑、圖片、照片、油畫，或者大幅壁畫等類似的東西，讓人看了能說明‘落后就要挨打’，懂得不能忘記歷史，激發愛國主義的思想感情，喚起發奮圖強、振興中華的意志，決心加快四化建設。”在確定基本展陳之前，南京市博物館曾舉辦了一個《“侵華日軍暴行”圖片展覽》。1984年9月13日，日本“和平之船”訪華團部分成員計159人，以及來南京參加中日青年友好聯歡活動的部分日方成員先后參觀了圖片展，并憑吊了江東門南京大屠殺“萬人坑”遺址。這為紀念館的展陳布展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為了便于編史工作，也便于接待即將來訪的日本“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1984年9月27日，“編史辦”向南京市社科聯申請成立“‘南京大屠殺’事件歷史研究會”，在11月9日“南京大屠殺”編史建館立碑工作領導小組會議上得到了同意。但研究會后來并沒有實質性運作。1984年12月16日，日本“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一行10人，在團長藤原彰的帶領下來南京訪問一周。訪問團除了4名教授、3名副教授，以及講師、助教各1人外，還有一位日本《朝日新聞》記者本多勝一，他也是此次參訪活動的發起人。南京方面由南京市歷史學會出面接待，陪同日本學者參觀了江東門大屠殺“萬人坑”遺址，拜訪了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和見證人。訪問期間，日本學者還看了中方新發現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資料，并與南京史學界的專家學者進行了座談交流。此外。日本學者還到南京大學做了學術講座。這是中日學者就南京大屠殺歷史進行的第一次較大規模的互動交流。在交流過程中，日本學界的許多研究成果也提供給編史組參考。藤原彰和本多勝一均表示要為紀念館募捐集資，南京方面婉言謝絕了他們的好意。

編史工作的順利推進為紀念館展陳布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紀念館的展陳布展具體由南京市博物館承擔，到1985年7月，展陳布展的各項工作已經基本就緒，其內容是一年多來搜集、整理的史料，其中照片200多張，包括日本友人提供的照片；檔案資料30多件，包括東京審判的判決書、南京審判對日本戰犯谷壽夫的判決書等。此外，展陳還包括戰時中國出版的揭露日軍暴行的圖書、報刊等，如徐淑希輯錄的《南京安全區檔案》、史邁士所著《南京戰禍寫真》、田伯烈所著《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郭岐所著《陷都血淚錄》等等。另外，南京市開展的全市普查見證人的口述證言資料也是展陳的重要內容，如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唐廣普、劉永興、陳德貴、伍長德等人的證言和照片等。除了文字和圖片資料外，展陳中最核心的內容是從江東門南京大屠殺“萬人坑”發掘出來的死難者遺骸。展陳還配置了多功能電動圖標和電動沙盤，增強了展覽的可視性。

1985年7月16日至18日，展陳籌備方在南京召開征求意見會，江蘇省及南京市史學研究、檔案、圖書、文博等單位，參與紀念館工程設計、施工、裝潢、展陳布展的單位，支援紀念館建設的各有關單位，以及從北京趕來的專家學者120多人參加了會議。與會者到江蘇省美術館雕塑制作現場和江東門紀念館參觀考察并提出意見。至此，紀念館開館的各項籌備工作已接近尾聲。

紀念館館名的確定，經歷了一個變化的過程。從目前掌握的文獻來看，紀念館館名最早見于《關于收集、整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史料的方案》（征求意見稿），《方案》提出，“籌建一個永久性‘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展覽館’”。這一館名還出現在“編史辦”所編記載1984年9月日本“和平之船”訪華團部分成員來寧實地了解南京大屠殺真相的《工作簡報》中：“他們肅穆地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展覽館奠基碑’前獻了花圈”。在1983年12月13日召開的“南京大屠殺”編史座談會上，南京市長張耀華在講話中提到，“建一個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陳列館”。1984年1月5日，建館立碑組提交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紀念館、紀念碑設計任務書（初稿）》，對館名進行了新的表述，即“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紀念館”。在紀念館一期建筑工程的奠基碑上所刻的館名也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紀念館”。

到1985年，紀念館的館名又進行了調整。1985年春節前，鄧小平來南京視察。據段月萍回憶：“1985年春節前，中央領導同志來南京視察。當時就住在東郊賓館，張耀華市長就去賓館向中央領導同志匯報籌建紀念館的具體情況。匯報完，張市長提出，想請中央領導同志為紀念館題寫館名。中央領導同志就用毛筆在宣紙上揮筆寫下‘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這16個字館名是當時張市長提前擬好，請中央領導同志閱示后題寫的。”對此，在“編史辦”所編的《工作簡報》中也有專門記載。 這份珍貴的題詞至今仍然完好地保存在紀念館中。1985年2月13日，南京市編制委員會下發《關于同意建立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紀念館的批復》，該批復使用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紀念館”的館名。因鄧小平題寫的館名，“死難”二字改成了“遇難”，并沿用至今。

六、從“物理空間”到“記憶空間”

1985年8月15日上午8時30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揭幕，承擔起 “銘記歷史、珍愛和平” 的歷史使命。在此之前的1984年4月9日，中共南京市委組織部發文，任命楊正元為“南京大屠殺”編史建館立碑領導小組辦公室專職副主任，紀念館建成開館后，楊正元擔任首任館長。

1984年11月9日，“南京大屠殺”編史建館立碑工作領導小組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會議認為：“做好這件事，對于教育后代，紀念前人，都是很有意義的。而且這不光是南京的事，也是全國的事，并且具有國際性，一定要辦好。”35年后的今天，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已經成為國家級紀念場館，并且成為具有國際影響的紀念場館。2020年5月18日，中國文物交流中心和“瞭望智庫”合作發布了《2019年度全國博物館（展覽）海外影響力評估報告》，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在紀念館類博物館中綜合影響力排名全國第一。

回顧紀念館的籌建經過，讓人們更加感受到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建立的價值和意義，更加感受到南京市在編史建館立碑工作中的“南京擔當”，更加感受到各地各部門和所有參與編史建館立碑的前輩們的付出和努力。

如果說編史建館立碑，既是對日本“教科書事件”的回應，也是為了回應廣大人民群眾編史建館立碑呼聲，那么35年來，隨著人們對南京大屠殺歷史認知的不斷深化和對其本質的深層次理解，紀念館這一“物理空間”也成為了“記憶空間”，承載著中華民族那段慘痛的歷史記憶。紀念館的功能和作用已不僅僅是為了回擊日本右翼勢力美化侵略戰爭、淡化甚至否定戰爭暴行的謬論，而被賦予了更多的功能和意義。

首先，紀念館為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提供了承載空間。在紀念館建成之前，南京僅有下關電廠死難工人紀念碑一處紀念設施，以紀念南京大屠殺期間被日軍殺害的45名工人，而紀念館的建成使南京大屠殺歷史有了一個專門的、永久的展陳空間和大屠殺歷史記憶的承載空間。紀念館建成開館后又先后進行了三次擴建，使得這一“物理空間”不斷得到拓展。在這一“物理空間”中，南京大屠殺歷史的展陳先后進行了四次改造，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記憶得以不斷強化并世代傳承。這本身就是對日本右翼勢力否定南京大屠殺謬論的有力回擊。

其次，南京大屠殺史研究為紀念館的展陳確定了基本的敘事框架。編史組本著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對相關史料進行梳理與研究后，初步確定了南京大屠殺的時間、空間、規模、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等相關組織與團體、歷史條件及特點等，并明確了南京大屠殺史的敘事框架。在研究中，編史組的專家學者達成了許多共識，如“要合乎歷史事實，切忌假大空”；“要用準確的史料、事實和佐證說話，一定要言之有據，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要經得起‘挑剔’、反駁和驗證”；“對日軍的暴行，不夸大、不縮小”。在編史建館立碑過程中，編史組嚴謹、扎實的研究，不僅為南京大屠殺史研究確定了基本的敘事框架，確定了紀念館展陳的基本內容和架構，也為今后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再次，為紀念館成為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陣地奠定了基礎。在建館時，紀念館的定位就包括“成為揭露當年日軍侵華罪行的陣地，又可以使人們受到愛國主義教育”。如今，紀念館每年都要組織各類愛國主義教育活動，如每天撞響和平大鐘，每月舉行升旗儀式，儀式化教育已經成為紀念館重要的愛國主義教育品牌。從1994年開始，持續不斷的悼念活動每年的12月13日都在紀念館舉行。1997年，紀念館被中共中央宣傳部等命名為首批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201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設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從2014年起，每年的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都在紀念館舉行。從1985年開館至今，紀念館共接待觀眾上億人次。從2015年到2019年，年均觀眾量達到800萬人次。近年來，紀念館的融媒體平臺擁有由“學習強國號“”微博”“微信”“抖音”“企鵝號”“頭條”，以及紀念館多語種官網等平臺組成的傳播矩陣，廣大線上受眾也成為紀念館的服務對象。由此，紀念館的教育功能得到了極大拓展。

最后，紀念館的建立為南京和平城市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紀念館建成開館前的座談會上，就有與會的領導提出，紀念館除了做好歷史教育、愛國主義教育，也要高舉“和平的旗幟”。35年來，紀念館的南京大屠殺歷史教育一直與和平教育相輔相成、相互促進。2015年，南京大屠殺史與國際和平研究院在紀念館成立，2017年，該研究院與南京大學和平研究所共同申報，南京成為國際和平城市協會第169名會員。為了開展和平教育，紀念館開設了紫金草國際和平學校，每年培訓上千名來自國外和境外的青少年。此外，從2016年起，紀念館每年均組織南京市民開展“國際安全區徒步活動”，以銘記國際友人在大屠殺期間救助南京難民的善舉。紀念館還組織紫金草國際和平夏令營，邀請這些國際友人的后代來南京重訪先輩們的足跡，延續與南京的深厚情誼。如今，和平城市建設已經成為南京城市的重要符號，其影響力也越來越大。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功能的擴展，充分反映出人們對南京大屠殺歷史認知的不斷深化和對其本質的深層次理解，順應了反對戰爭、維護世界和平的時代潮流。人們銘記歷史，就是為了避免歷史悲劇的重演。從這個角度說，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被賦予了更多的時代意義。??

原文載于《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0年第三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