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在兩個百年交匯期的關鍵時刻，立足我黨百年光輝歷史，展望未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大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思想、重大觀點、重大論斷，對中國道路、中國制度、中國文明的內在道理，進行了更為深刻的理論總結和升華，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可逆轉的歷史大勢，更加堅定了全體中國人民主動作為的信心和底氣。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提出了以史為鑒、開創未來的“九個必須”。其中，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站穩人民立場、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構成了中國道路的基本規定。黨的領導是關鍵前提，人民立場是價值坐標，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是理論旗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則是標志道路形態的總體范疇。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習近平總書記特別指出，這“是黨和人民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人類文明演進史上創造了物質、政治、精神、社會、生態五大文明協調發展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另辟蹊徑，成功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新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人類文明演進和世界現代化道路開辟上的獨創性貢獻，是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維度。

在我們看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的中國式現代化，首先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

社會主義是在批判、制衡、克服資本主義內在危機，并最終戰勝資本主義的歷史進程中，作為新的人類社會形態應運而生的。克服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與現代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從根本上避免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就必須為社會生產確立價值目標。立足人民立場的社會主義，用滿足全體人民生存發展需要來規定、調整和導引社會化大生產的方向，讓生產與需求相匹配，從而實現價值目標對社會化大生產的駕馭。因此，只有社會主義，才是與現代社會化大生產相適應的社會形態，社會主義與現代社會化大生產之間最終可以達致目的與手段的一致。而資本主義則恰恰相反，是生產手段與生產目的相互背離的社會狀態。如果說，現代化是對生產力的極大解放，那么社會主義的價值理想可以讓解放的生產力更大程度地造福全人類，消除不平等，而資本主義則讓解放的生產力遵循資本逐利的動機，不斷制造社會分化。這是社會主義現代化與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根本不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以社會主義的價值理想來導引現代社會化大生產從而實現現代化的典范。

當代全球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根本危機之外，也遭遇了新的危機挑戰，資本主義開始逐漸顯露自身的界限。首先是市場的界限，當今世界已經不再有新的市場空間可供其剝削剩余；其次是技術的界限，技術創新活躍的同時，卻導致大多數人被技術革命邊緣化；再次是生態的界限，消費主義的生產生活方式逐漸破壞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共生。當代資本主義的危機更加迫切需要一個以全人類生存發展為目的的全球性社會主義價值目標，一個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基本關懷的價值理想。當代世界迫切需要一種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模式，可以讓人類走出資本主義的魔咒，讓社會化大生產服務于全人類的生存發展需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其人民立場來駕馭生產、市場、技術和消費，從而為當代世界走出了一條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

在我們看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的中國式現代化，必須是充分解放生產力的現代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克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根本弊端的基礎上創造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首先區分了市場機制與資本主義的關系，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去除計劃體制的僵化弊端，同時堅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體制機制和市場經濟之間形成良性互動，建立起獨特有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要標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依靠市場靈活配置資源，充分調動勞動者和企業之間的競爭活力，促進科技創新，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物質和精神生活需要，同時也促進了組織創新和體制機制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始終兼顧公平和效率，讓中國社會和諧而有活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能夠在社會主義體制機制中納入市場經濟，能夠在共同富裕的目標下不犧牲發展效率，能夠在堅持社會主義公平理想的前提下，充分解放生產力，能夠在融入國際經濟體系的過程中，始終保持國家主權獨立，其關鍵在于堅持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關鍵在于中國共產黨對經濟、社會的價值導引和政治治理，關鍵在于中國共產黨能夠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始終守住人民的心。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濟長期發展與社會長期穩定的兩個奇跡才會同時出現，物質、政治、精神、社會、生態五大文明才會協調發展。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發展道路，才會獲得國家社會整體發展的效應，才會造福全體人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的中國式現代化之所以能夠成功，關鍵在于堅持黨的全面領導，關鍵在于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人民立場。

在我們看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首先是扎根于中華文明的現代文明新形態。

韋伯曾經指出，理性化作為現代西方獨有的“普遍歷史現象”，系統地借助了一種反傳統的力量來造就現代生活的生活之道和社會秩序。作為西方現代性根本特征的理性化，實際上是建立了一種以系統理性的方式不斷反傳統的傳統，因此，理性化作為一種所謂的普遍歷史現象，被認為不是來自一種傳統將自身歷史神圣化的努力，而恰恰相反，是來自其獨特的“非傳統性”，甚至就是“去傳統”的能力。根據韋伯的研究，從西方文明中創造出來的現代性，恰恰是一種去西方文明傳統的現代性。因此，如果把這種“去傳統”的現代性作為所謂的普遍歷史現象，那么隨著它的傳播，它會拔除一切文明的根基。現代性或理性化與傳統的這種關系，實際上在一定意義上成為一些古老東方文明現代命運的吊詭境遇：要么現代化而從文明傳統中連根拔起，要么固守文明傳統而被時代拋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根本上避免了這種吊詭的現代命運，習近平總書記說，“在中國大地上探尋適合自己的道路和辦法”，如果說中國大地是“體”的話，那么道路和辦法就是“用”。在中國大地上探尋適合自己的道路和辦法，就是在中國之體上尋求中國之用，中體中用，體用一如。體用不能割裂的體用一如觀，其前提是一種有機體的生命整體論，而“文明”就是這樣一種生命的有機整體。從體用一如的生命有機整體出發來看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中華文明的關系，就是用一種古今貫通的觀點來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中華文明。傳統與現代之間、古今之間不是割裂的分離的關系，古今貫通就是把現代看成是從傳統中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而來的，“今”是“古”的創新變化、損益隨時的發展結果。在此意義上，出自西方文明的“去傳統”的現代性，只會從西方文明的土壤中產生，而中華文明始終是一個連續發展的整體。中國的現代化必須重新扎根于中華文明的土壤。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的中國式現代化，是中華文明的現代發展，它不是現代“化”中國，而是中國現代化，是中國“化”現代。中國式現代化，是中華文明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創造出的中華文明新形態，是人類文明新形態。

在我們看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必須是突破中華文明發展瓶頸的新文明形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夠將古老中華文明帶入現代新形態，首先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中華文明在價值觀上的共屬一體性。大群一體、人民至上的價值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華文明的共同價值。其次則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彌縫了中華文明在價值理想與歷史現實之間的斷裂，傳統中國的種種難題，例如帝制與民本之間的矛盾、權力集中但政治卻缺乏牢固基礎、國家規模巨大但社會卻散漫無組織、農業雖發達但經濟卻無法突破發展瓶頸等等，始終是困擾傳統中國的結構性難題。正是中國共產黨從根本上解決了傳統中國積貧積弱的結構性難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更為完善的制度保證、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的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是一條把中華文明帶入現代形態，在中華文明土壤之上創造出的人類文明新形態。作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它克服了資本主義的內在危機，用現代社會化大生產促進了共同富裕和全體人民的福祉；作為中華文明的現代化，它一方面克服了傳統中國的結構性難題，另一方面也讓現代化重新扎根文明土壤，以大群一體、人民至上的價值觀作為政治的根本遵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的人類新文明形態，相對于西方現代化模式，更加強調政治的基本目的是保障和平，照料人民福祉，執行公平正義。正如沃格林所說，恢復這些基本目的，而不是所謂的民主程序，才是政治的真正功能所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通過政治來實現價值對經濟、社會、文化、生態協調發展的導引，通過恢復文明的自然性，來重新協調人與人、國與國乃至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通過人類共同價值來團結世界人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古老中華文明的自然根基上重塑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重塑了天人之際的相互依存關系，從而為人類文明的未來演進提供了中國的新方案。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