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時代，社會風險與現代化進程相伴而生。當前，我國的風險治理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特別是大城市社會矛盾風險集中凸顯。防范化解大城市風險，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

大城市社會風險呈現新特征

大城市要素多、體量大、能級高，各個領域風險疊加共振、相互傳導演變，進而形成風險綜合體，風險治理難度更大，集中體現為“四個效應”。

一是外部風險與內部風險相互傳導，“倒灌效應”明顯。隨著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新冠肺炎疫情輸入性風險持續存在，已成為影響我國城市安全穩定的最大外生變量。

二是結構性風險與偶發性風險相互激蕩，“傳導效應”突出。我國經濟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新冠肺炎疫情下，經濟金融等領域結構性風險與社會政治領域偶發性風險進一步增強，調處化解難度增大。

三是傳統風險與非傳統風險相互聚合，“聯動效應”加劇。一方面，傳統違法犯罪網絡化、智能化、職業化趨勢明顯。另一方面，電信網絡詐騙、黑客攻擊、竊取公民信息、套路貸、地下錢莊等新型犯罪多發，對群眾的財產安全和社會穩定構成較大危害。

四是現實風險與潛在風險相互交織，“外溢效應”凸顯。隨著城市綜合體、地下空間不斷擴大，地鐵建設、超高層建筑群等迅猛增長，人流、物流、車流等治安要素快速流動，與之相伴相生的公共安全領域風險體量增大，風險外溢傳導加劇，市域社會治理任務十分艱巨。

提高大城市風險治理現代化水平

大城市風險治理是一項系統性、基礎性、全局性工作，必須深刻把握大城市風險的結構特點，加快推進大城市風險治理體系建設，著力提升大城市風險治理能力，把預防風險、保障安全的要求落實到城市安全的各環節各領域，努力提高大城市風險治理現代化水平。

一是在系統治理上，立足長遠主動消除各種潛在風險隱患。根據大城市的生命周期及特點，科學謀劃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以防風險為前提優化空間布局。進一步完善大城市治理相關法律法規，確保大城市社會風險治理法治化。對于棋牌室等人員密集場所，建議出臺相應法律法規，制定相關的營業和違法處罰細則，明確公安機關是棋牌室監管的主體，市場監管、文旅、消防部門配合公安機關聯合監管。加大風險源排查力度，準確摸清風險的存量和潛在增量。對城市各區、街道（鎮）、社區要全面梳理各種社會風險，掌握風險源、風險點、風險隱患的種類、數量和具體狀況，建立排查登記制度，定期將登記在冊的風險記錄進行整理，作為編制公共突發事件應急預案、應急工作調整計劃的依據。

二是在協同治理上，堅持“一主多元”治理結構。“一主”，即堅持黨的領導。“多元”，即將社會多元主體，尤其是不同代表的利益相關者、不同立場納入到風險治理的過程中來，海納百川、統籌兼顧，方能獲取公眾認可、提高執行效果。在這次抗擊疫情戰斗中，社會力量抗疫與政府層面的疫情防控工作互為補充，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當前，社會力量組織動員能力大幅提升，社會各界參與疫情防控的渠道進一步豐富，這是我們對疫情防控更有信心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是在動態治理上，建立健全風險預警與應急響應機制。完善大城市重大風險源識別、報告、研判、預警機制，通過構建大城市風險信息管理平臺，繪制大城市社會風險“預警圖”，對大城市中的社會風險進行動態跟蹤和監測，努力將風險控制在萌芽狀態。完善大城市應急響應機制，構建統一指揮、專常兼備、反應靈敏、上下聯動的應急管理體制。加大宣傳力度，提升全體社會成員的風險意識。由于棋牌室等人員密集場所主要位于社區，為有效阻斷病毒傳播，社區居委會、機關企事業單位應充分多渠道加強宣傳引導，讓群眾知曉并自覺遵守疫情防控相關規定要求，不要到棋牌室等人員密集場所，盡量減少不必要的聚集，以降低感染風險。

四是在精準治理上，實現治理資源有效下沉。大城市人口數量龐大、城市覆蓋范圍廣泛、社會構成復雜、社會矛盾和風險集聚。為了有效應對大城市中可能出現的各種社會風險，國家應該出臺“應急物資儲備清單”，構建平戰結合、科學完備的應急物資生產、儲備、調撥、配送體系，不斷完善應急物資信息平臺建設和信息共享機制，不斷強化應急物資保障監督。對照安全保障型城市發展要求，適時提高應急設施的安全標準。城市交通、供水、排水防澇、供熱、供氣和污水、污泥、垃圾處理等基礎設施建設要突出安全功能，強化運營監管。引導治理資源有效下沉。俗話說，基礎不牢，地動山搖。社區是城市治理中的“最后一公里”，在防范和化解城市風險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應將黨員干部、專業力量、應急物資、規章制度下沉，堅持“大數據+網格化+鐵腳板”治理機制，完善城市安全風險“啄木鳥”“吹哨人”制度，不斷增強社區抵御各種風險的“韌性”，從而通過“韌性社區”建設提升大城市社會風險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五是在創新治理上，有效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在城市現有信息平臺基礎上，加強城市數據信息智慧收集和分析系統、城市公共服務集成系統、城市風險研判與應對系統等智慧系統和平臺建設，使政府決策擁有精準的信息支撐、市民生活更具便利智能的享受。建議以智慧城市建設為契機，建立和完善大城市社會風險大數據信息監測預警平臺，將各類社會風險信息納入大城市風險監測系統，確保大城市運行安全。搭建風險治理云平臺，對大城市海量信息進行分析研判，加強對大城市社會風險的篩查和識別，形成最優的風險治理方案。加快物聯網建設，打造大城市實時風險監測、響應、處置系統。加快智慧燈桿、地下空間、井蓋、易塌易澇區、危化品存放區等區域優先布局智能化設備和5G場景應用試點。如芝加哥布局“路燈桿裝上傳器”，收集路面信息，檢測環境數據，為城市風險治理提供信息支撐。打造智慧公交、智慧社區、智慧醫院、智慧學校、智能環保、智能家居，實現“數字治堵”“數字治城”“數字治疫”“數字治污”，從而有效降低大城市各種風險隱患。

（作者為江蘇省公共安全研究院教授、江蘇警官學院現代警務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