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就大運河文化帶建設作出重要批示，強調“大運河是祖先留下的寶貴遺產，是流動的文化，要統籌好、傳承好、利用好?！?月15日，時任江蘇省委書記李強就大運河文化帶江蘇段建設在淮安調研時強調：要切實把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的重要指示精神貫徹好落實好，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扎實推進大運河文化帶建設。這既是對流淌千年的“運河文明”的歷史定位，更是貫徹十九大提出的“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好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為新時代復興運河文化，實現新時代的傳承、創新、綠色、共享新文化指明方向。

　　隨著社會歷史文化的變遷，以運河為載體的運河文化傳承功能、運河文化交流功能，逐漸得到加強，形成了豐富而復雜的運河文化多元價值體系。大運河文化帶的建設不僅包括文物修繕、環境整治，聚焦于沿線景觀提升和生態修復，更應該深入研究運河沿線城市的標志性文化內涵，剖析運河城市標志性文化現代建構中的困境，厘清“生態優先、綠色發展”背景下標志性文化重構的文化表征，歸納重構的基本原則、動力和模式，才能在保護歷史遺存的基礎上，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將運河沿線文化亮點連起來，實現“一條河盡顯江蘇文化之美”。

　　一、標志性文化是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的重要資源、弘揚地域特色文化的重大載體

　　“標志性文化”是從民眾生活層面篩選出的體現地方文化特征或者反映文化中諸多關系的事象，是對于一個地方或群體社會的具象概括。標志性文化是區域社會生活整體特征的體現。作為在社會交往、交換和協作中形成的知識和習慣，標志性文化體現了當地民眾生存智慧和發展能力、蘊含當地民眾歷史發展與外部世界的交往經驗，并具有族群認同的功能。其形成和變化反映著區域社會特殊的歷史進程，集中體現了一個地方民眾的集體性格、共同氣質和生活方式，體現出當地民眾生存發展的適應與創造能力，具有薪火相傳的內在生命力，是區域群體自我認同，并展示于外人的事象。

　　目前，大運河文化帶建設正處于可行性研究階段。需要我們在對大運河價值的新認識、新理解和新賦予的認知基礎上，探索在宏觀和微觀層次上締結人與運河的新型關系，形成對大運河文化帶全面深刻的認識和系統科學的定義；需要在研究的基礎上加強頂層設計，形成總體性建設規劃，指導各地將運河與所在區域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緊密科學地結合起來，煥發運河城市的新活力。超過三分之一的大運河在流經江蘇，江蘇運河城市文化資源尤其豐富，其標志性文化是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的重要資源，是弘揚地域特色文化的重大載體，也是構建“1+3”功能區格局、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起點。

　　二、挖掘標志性文化推進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的新認識

　　1. 樹立“帶狀”文化建設思考理念，打破“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勢，促進更大范圍的融合和交流。大運河文化帶中的“帶”字很重要，經濟文化建設都要作“帶狀”去思考，無論保護和利用都作為一個整體。作為系統的精神載體和物相表征，大運河在中國社會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發展過程中的地位、作用及其表現形式是其他形態的物相文化難以比擬的，包涵著極為豐富的精神理念和文化底蘊，是中國傳統思想、社會綜合狀況和科學發展的必然產物。運河的開鑿時機、走向、名稱、管理模式及其社會功能都是由當時社會的哲學理念、政治觀念、價值觀念和社會綜合條件所決定的。大運河的開鑿和通航、漕運的興旺和商業的發展，又反作用于人們的精神文化、社會結構，導致沿運河流域各區域文化通過廣泛的交流接觸，逐步實現深層次、廣角度的融合發展。人工河流本身并不構成特定的文化概念，只有當她對整個流域的生產生活方式、民情風俗、思想意識、價值觀念等產生深度影響，造就出獨特的社會群體和獨特的文化形態，才能構成一種帶狀的、開放的廣義文化系統。運河文化屬于一種跨水系、跨領域的區域性文化系統，是包括運河設計、開鑿、管理、運營在內的，沿運河流域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科學等一切社會活動的總和，同樣包涵著理念(哲學觀念、價值形態等)、制度(技術保證、管理、運作模式等)和物相(具體的河道、設施、運載工具等各種物質存在形態等)三個不同的層次。建設大運河文化帶就是讓沿線城市共同發力，打破“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勢，促進更大范圍的融合和交流。

　　2. 盡快摸清“家底”，厘清“內涵”，打好標志性文化“特色牌”，做到“點線面”聯動?！皹酥拘晕幕笔谴筮\河文化的底色。標志性文化在一個地方或群體文化中不是只有一個，凡能夠表達出文化的特征或反映出文化中關系、秩序、邏輯的具體現象、事物以及符號，都具有標志性意義。依賴于特定的自然條件和相應的資源，每個運河城市都是相對獨立的“民俗傳承的生活空間”，都有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在物質生活、社會生活、精神生活三個層面上都具有“自我”的個性。物質生活層面主要指民眾在創造和消費物質財富的過程中不斷重復的帶有模式性的活動，包括生產民俗、飲食民俗、居住民俗等內容，其中生計樣式是物質民俗的標志性內容。社會生活層面指群體在特定條件下所結成的社會關系的慣制，涉及個人、家庭、家族、鄉里、民族等在交往過程中使用并傳承的集體行為方式，是政治、經濟、文化變遷的縮影和體現。精神生活層面是指在物質文化與制度文化基礎上形成的有關意識形態方面的精神民俗，它是區域群體在認識和改造自然與社會過程中形成的集體心理習慣，并表現為特定的行為方式并世代傳承。

　　應該盡快對大運河江蘇段主干河道和沿線城市的生態環境、遺產資源進行普查和摸底，運用生態學原理解析具有深厚生態特質的生計樣式、社會風習、社會心態。以蘇北運河城市淮安為例，淮水泛濫導致湖泊變遷、河流改道、土質惡化等負面影響，使土壤鹽堿化、沙化程度嚴重，形成大量沙堿地，區域內民眾的勞作模式被迫改變。農民廣種薄收甚至有種無收,精耕細作的信心被打擊，“逃荒”討生活代替了安土重遷的男耕女織成為主要的生計方式。如此往復循環，田日以瘠，民日以貧。積極進取的風氣逐漸衰退，消極保守的怠惰思想漸漸成為主流。明清時期經濟的畸形繁榮和各駐淮機構的貪腐瀆職使民風日趨奢靡和浮夸,對區域民眾心理層面產生消極影響。穩定的小農經濟孕育的樂觀向上、質樸善和的社會心理在頻繁的自然災害、畸形的城市繁榮的作用下，促成了生存觀念的扭曲，使得近代淮安人的心理整體性趨于消極、保守、宿命。

　　標志性文化作為區域文化具象的概括，全面反映特定區域文化整體面貌，既可以是運河城市衰落的助推器，也能成為促進城市發展的原動力。通過對運河城市的物質民俗、社會民俗、精神民俗中的標志性內容進行提煉，對運河城市的歷史軌跡、內在機制進行分析，找出體現城市發展變遷的本質特征。在“綠色發展、生態優先、健康和諧”的現代生態理念下，以文化為視窗、以其所植根的生態環境為重點，構建文化與環境的鏈式聯系序列，審視二者間的關聯形式及制衡規律，為江蘇運河城市發展體現文化資源稟賦，打造標識性的特色優勢提供思路。

　　3. 從生態本源、傳承通道、發展格局三方面入手，揭示當前標志性文化建構所面臨的現實困境。“標志性文化”所體現的城市生態系統、人文環境、社會心態的關聯性，契合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理念的理論內涵和實踐要求。標志性文化要想納入到現代文化體系表征著新的社會意義和文化內涵，必須向中心文化、主流文化融合。從標志性文化的生態本源、傳承通路、發展格局三方面，揭示當前標志性文化建構中所面臨的現實困境：顯性表象復制與隱性內涵演繹的沖突；精英文化體驗與大眾文化消費需求的沖突；流行商業策略與深入人文關懷的沖突；都市文化建構與傳統民俗傳承的沖突。

　　“標志性文化”的現實困境來自運河城市發展經驗和教訓的深刻啟示。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有二十余個沿運河大小城市正在或謀劃古城重建。重建只是文化的表象復制，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是回不去的。大運河文化被商業化、異化，文化本身的價值丟失，文化的保護和傳承并未觸及文化生態環境的保護，缺少當地居民的自覺參與，保護流于形式，導致生活中的文化消失，文化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而過度的商業化導致文化被簡單的表象復制，實質上已經遠離大運河文化的核心精神，褪去了其本質屬性，蛻化成為在當地進行販賣，表演的商品化的表面文化。這些空洞的文化符號，不能承載城市發展的期待，雖然通過簡化的表象復制獲得短暫的商業利益，但因此失去了鮮活的生活作為支撐。

　　大運河文化的表現需要載體。近年來各地都認識到文化表現的重要性，并通過文化產業平臺來實現。流行文化讓許多運河城市成為熱門旅游地。近年播出的紀錄片《京杭大運河》、《人文地理——大運河篇》帶火了運河城市游。而流行文化多以利益為驅動，成為被市場控制的商業行為，類型化現象越加明顯，也就是按照固定模式和類型打造文化產品，產品風格流于套路化程式化，無視資源稟賦，割裂歷史文脈，流行什么就上什么項目，降低了地域文化的人文內涵。濟寧、淮安等城市為爭搶“運河之都”引發的曠日持久的口水戰便是例證。在文化定位不夠清晰的情況下，依靠模擬流行文化以搏出位而出名，引起關注的可能恰恰就是其弱點。既反映了文化創意的枯竭和拙劣，也從一個側面折射出城市管理者在利益取舍上的偏差。

　　4. 重構運河城市的“標志性文化”，彰顯運河特色風貌，延續運河歷史文脈，是運河文化實現新時代“共建、共享、共傳”的關鍵環節。在剖析運河城市標志性文化現代建構中的困境基礎上，梳理標志性文化現代化重構的文化表征，歸納重構的基本原則、動力和模式。標志性文化的現代化重構應堅持融合原則、自覺原則、人本原則、發展原則和多樣性原則；重構的主要動力包括內部因素（文化自覺）和外部因素（環境與經濟）；并通過提取模式、分解模式、整合模式、繼承模式最終完整標志性文化的現代化重構。重構運河城市的“標志性文化”，可以指導各地將運河與所在區域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緊密科學地結合起來，煥發運河歷史城市的新活力，為大運河文化帶建設作出江蘇應有的貢獻。

　　標志性文化之所以能夠被重新構建和塑造，是一種必然的選擇。文化的生命力體現在它能夠滿足人們的需要。運河城市的標志性文化納入現代文化體系當中，需要一定的載體和平臺將其構建成新的“文本類型”。在當前重構江蘇區域發展功能布局的背景下，蘇北運河城市要根據市場化發育程度和生態環境保護要求布局生產力，發展和本地生態環境一致的特色產業。旅游餐飲開發可以對傳統標志性文化的原生形式和內涵進行改變，消解原有的特征與功能，賦予其新的內涵和意義。目前，淮安、揚州等沿運河城市推出的運河特色船宴、御宴，在吃飽、吃好的前提下，講究對飲食文化的認知與欣賞，其內涵不僅包括美酒佳肴的歷史源流與社會環境、自然環境的聯系，還包括飲食習俗反映出的民風、禮節、人情以及典故傳說。運河城市的飲食文化伴隨著當地運河文化的發展、變遷而逐步形成并獨具特色，飲食崇尚樸質歸真，清淡雅潔，揚物料之長，尚本味之真，不刻意追求著色和造型。風靡全國的十三香龍蝦、小魚鍋貼，均自漁家、農家飯桌上移植改良而來。運河城市移民聚集，其生活習俗、飲食習慣逐漸舍異趨同，最終和融南北之味，飲食的最大特色和優勢就在于其口味的“同嗜”。淮安、揚州的飲食習俗生動具體的體現了當地居民求新求精、質樸善和、熱情包容、崇文尚義的文化特征。旅游餐飲以飲食產品的形式傳遞動態的社會文化意義，從生產到消費的整個過程標志性文化經歷不斷的發展和重塑。

　　5. 標志性文化的逆向重構需要調試機制校正其變遷軌跡，減少消極影響，使其在新的外部環境中獲得一種新的適應，實現文化的傳承、弘揚、發展和前進。政府主導，精英介入和民眾自覺，三種機制，彼此關聯，前后銜接，共同推進標志性文化重新構建。指導各地將運河與所在區域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緊密科學地結合起來，煥發運河歷史城市的新活力，為大運河文化帶建設作出江蘇應有的貢獻。全球化格局中，加強本土文化傳統文化的民眾認同，應該成為政府的一項重要戰略。應當堅持全民行動、從家庭做起，從娃娃抓起，加強標志性文化的國民建立與推廣，加強區域文化認同，將標志性文化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結合時代要求繼承創新。由于大多數標志性文化是當地的本土的，是生產生活實踐的經驗結晶，主要依靠口頭傳承，系統性和理論性相對不足，一些本屬于自身文化創造的知識無法與市場對接，需要文化精英用先進的理念、技術手段及商業模式，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標志性文化，使標志性文化得到改造與提升，展現出永久魅力和時代風采，成為運河城市發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廣大民眾在政府指導和文化精英介入之后，產生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認同，自覺要求掌握文化裁決的主動權，自覺成為文化傳承者和享用者，最終達到標志性文化重構機制的理想和最優狀態——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