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脫貧攻堅戰已經到了攻城拔寨、全面收官階段，各地貫徹落實黨中央精準扶貧的戰略部署，通過實施就業扶貧、健康扶貧、教育扶貧、易地扶貧搬遷、消費扶貧等各種精準幫扶舉措，脫貧成果成效顯著。但是如果脫貧對象是極度貧困地區完全不懂漢語，完全不會講普通話的群眾，由于存在語言交流障礙，那么各種幫扶成效就會大打折扣。習近平總書記特別關注此類更為基礎、更為隱蔽、更難以攻克的因語言溝通交流問題而造成的貧困現象。

2017年6月23日，習總書記主持召開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座談會時明確指出，許多深度貧困地區長期封閉，同外界脫節。“很多人不學漢語、不識漢字、不懂普通話”。無法在家鄉以外的地區與人交流，使得即使有打工意愿和能力的貧困青壯年勞動力也難以通過外出就業擺脫絕對貧困。

2018年1月，《推普脫貧攻堅行動計劃（2018—2020年）》對這類需通過推普來精準扶貧的最難啃的“硬骨頭”發起攻堅戰，提出到2020年，“貧困地區青壯年勞動力具備基本的普通話交流能力”。

因此，推普脫貧攻堅并不簡單地等同于在貧困地區推普。推廣普及普通話是國家的一項長期國策，對象是所有普通話水平未達標的群眾。而推普脫貧攻堅則是聚焦深度貧困地區因不懂普通話而難以外出務工的貧困青壯年勞動力，特別是完全不懂漢語而又需要到發達地區通過務工來脫貧的“三區三州”適齡青壯年勞動力。通過提升普通話語言能力實現脫貧，這是一項必須在2020年完成的精準脫貧工作。

“三區三州”深度貧困地區不懂普通話的青壯年約有18萬人，對于此類人群的推普，本質上是一種針對漢語零基礎且本身是文盲者的第二語言教學。目前的普通話教學環節還存在許多疑點和難點問題，比如，教材缺乏對象感，主要師資即普通話測試員和中小學教師在時間上很難協調本職工作與常年深入貧困偏遠山區推普的矛盾，大部分人由于不懂教學對象的民族語言，也難以承擔雙語教學工作。

解決深度貧困地區普通話語言能力問題，必須研制適用的教材教法，創新實施路徑。

首先，編寫速成學習專用的普通話基本用語教材。貧困地區青壯年在每年的農閑時間或各種節假日，可以有一個月左右的時間用于普通話學習，適合在此時間安排短期學習。教材內容上選取外出務工最急需的語言場景，并選擇場景中最常用的詞匯和使用頻率較高的100句核心句型，句子用例也要貼合偏遠貧困山區青壯年的身份特征和在發達地區務工實際所需的生活經驗，滿足基本生存和生活需求。

其次，設計快速雙語教學方法。教學上可以采用“協同教學”的方法，即選配會當地民族語言的同志協助普通話教學志愿者教學，同步翻譯教學內容。學習上可以采用“同伴學習”方法，即征集略會普通話或略會當地民族語言、認識一些漢字的群眾陪伴不懂漢語的群眾學習。教學方法上也要注重提高學習積極性，保證學習效率，比如“在語流中學拼音”，每課結合詞匯和句型學習重點了解和掌握幾個漢語拼音聲母、韻母及其拼讀規則；“在場景中學句型”，即在設定的語言場景中學習和操練核心句型，確保短期速成普通話基本交流能力。

最后，創新實施路徑。對“三區三州”深度貧困地區18萬不懂普通話的青壯年開展普通話教學，需要組織約2萬人的推普隊伍。高校在校大學生在人員數量和綜合素質上有很大的優勢，也具有投身社會實踐、服務祖國建設的熱情，組織高校大學生志愿者團隊統一培訓后開展工作，是實施“推普脫貧攻堅”的新路徑。

“推普脫貧”從根本上講是文化和制度層面的一種精準扶貧。我國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貧困成因很復雜，有些貧困遠不是提供資金、就業崗位和勞動技能所能解決的，其“窮根”源自一些深層次的文化、政策、制度等方面的缺失。比如推普脫貧所要解決的貧困現象，就是因為不會說普通話這樣一個文化上的行為能力的缺失造成的。解決這類貧困問題就要為有能力、有意愿脫貧致富的每一個人提供文化、政策、制度上的主客觀條件，使其可以順利地由被動脫貧轉化為主動脫貧。

推普脫貧攻堅后續工作需要圍繞鄉村振興戰略，與國家常規推普工作有效銜接，進一步提升貧困地區少數民族青壯年的語言能力和文化水平。要真正掌握好普通話，不僅要學會口語，還必須識認漢字，能夠使用漢語書面語，從而真正掌握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以便了解黨的方針政策，融入現代社會生活；不僅要掌握各種職業技能，還要接受文化藝術熏陶、增強文化認同感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最終在經濟和精神上徹底擺脫貧困、邁向富裕。

推普脫貧是在國家層面第一次從經濟扶貧向文化扶貧發展的一個轉折點和標志點，從一個側面標志著我國脫貧攻堅行動進入了由“扶資”“扶志”“扶智”向“扶制”發展，“四扶”并舉、共起作用的深刻變化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