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對中華文化傳承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作了全面系統的深刻闡述，為我們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進方向。

習近平總書記從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個方面深入論述了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將中華文明置于文明傳承、時代進步和世界發展的大視野中進行觀照，從而準確地概括了中華文明有別于其他人類文明的民族特征，高瞻遠矚地指出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發展道路，必然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建設中華民族的現代文明。作為一個長期從事古典文學研究的學者，能有機會當面聆聽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我深受鼓舞。

五個突出特性著眼點

在于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貫穿于中華文明史全過程，史料豐富，班班可考。中華文化是我們這個星球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經歷了長達五千多年不間斷的發展過程，仍像日月光華一樣亙古常新。其中的奧秘就在于中華文化的內部蘊藏著生生不息的自我更新能力，能夠像鳳凰涅槃那樣不斷獲得新生。中華的先民們極其重視生命的價值。生命在本質上是內在機體的新陳代謝，會不斷地調節自身以適應外界。中華文化就像生命一樣，始終處于自我完善的變化之中，自身就包蘊著與時俱進的精神。

具有這種品格的文化有足夠的心理承受能力面對外來文化的壓力，也有足夠的自我調整能力應對日新月異的新時代。中華文化這種精神深深地滲透在各個文化支流之中，以中國古代文學為例，一部中國古代文學史，就是在形式、題材及風格等方面不斷自我更新的演進過程。江分九派，河流九曲，中國古代文學也像長江大河一樣，日夜奔流，永不停息，呈現出千匯萬狀的豐富形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在一個幅員遼闊的地域內發展起來的，是由生活在華夏大地上的多個民族共同創造的。與某些地域狹小、民族單一的文化不同，中華傳統文化既是多元的、豐富多彩的，又具有強烈的趨同性和凝固力。

古代中國的農耕生產雖然都是規模很小的小農經濟，但中華先民從事農耕的地域范圍卻相當遼闊，這種地理條件使當時的農耕生產受到兩方面的嚴重威脅。一是來自自然界的水旱災害，二是來自周邊游牧民族的侵擾掠奪。雖然中華大地的基本自然條件有利于農業生產，但在如此遼闊的地理區域內，局部性乃至大面積的水旱災害還是會經常發生的。中華先民應對水旱災害的主要辦法是興修水利。如果說大禹疏鑿江河將滔滔洪水引導入海僅是傳說，那么秦國開鑿鄭國渠以發展農業卻是有明文記載的信史。秦代的水利技術已相當發達，秦代興修的都江堰和靈渠至今仍在發揮作用。毫無疑問，在古代的技術條件下，興修大規模的水利工程必須集中相當的人力、物力，小國寡民是無法承擔這個任務的。況且華夏大地上奔流著黃河、長江等大江大河，華夏民族只有憑借全民族的力量才能完成治理江河、根治水患的巨大工程。

同樣，當以農耕為主的中華先民受到周邊地區游牧民族的侵擾時，如果中原地區處于小國寡民的狀態，那就根本無法進行有效的抵抗。戰國群雄中有好幾個國家各自修筑了防御匈奴入侵的長城，但只有在秦統一六國后才可能集中力量，從而達到“使蒙恬北筑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的理想效果。而后來漢武帝屢發大軍北伐匈奴，徹底解除匈奴對黃河流域農耕文明的威脅，也全憑經過文、景兩朝休養生息而積聚起來的大漢帝國的巨大國力。因此，從很早的時代起，中華民族便產生了“大一統”的政治觀念。

“大一統”的思考基點是儒家提倡的“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理念，也就是不同種族的人們都是同樣的人。孔子雖然嚴于夷夏之辨，但是他區分夷夏的標準不是血統，而是文化。孔子本是殷商后裔，但是他最崇拜的卻是周王朝：“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人們的血統是先天形成而無法改變的，但是文化卻是可以互相影響、互相交融的。

正因如此，華夏民族對其他民族采取了開放、包容的態度，這顯然有利于不同民族之間的交流、融合。在古代中國的地域內曾生活著許多不同的種族，但是各族之間很早就開始了互相融合的過程。古代曾有所謂的西戎、東夷、北狄、南蠻之類的區分，但最后無一例外地融入了華夏民族這個大熔爐里，而傳說中的炎、黃二帝便成為華夏民族公認的共同始祖。正像海納百川一樣，華夏民族是由數十個民族經過長期交流、融合而逐步形成的，這種融合的最終結果便是今天由五十六個民族組成的中華民族。正因如此，中華傳統文化雖然具有強烈的民族特征，但她從來不會輕視乃至敵視其他民族的文化。中華傳統文化具有對異質文化的寬容態度，這與某些古代文化唯我獨尊的極端自大性格不可同日而語。

所以，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是由生活在神州大地的眾多民族共同創造的，光輝燦爛的華夏文明是由眾多民族的靈心慧性交融凝聚而形成的。即使對來自遠方殊域的異質文化，中華民族也能以寬廣開闊的胸懷予以接納、歡迎，并讓它們在華夏大地上煥發新的生命。佛教在中國的流傳、發展就是最顯著的例子。達摩西來，鑒真東渡，佛教文化在華夏大地流傳不息，并進一步傳至東亞鄰國，整個過程都是在和平、友好的氛圍中進行的，這與那種憑借火與劍來傳教的暴烈方式大相徑庭。產生于農耕文明中的中華文化天然具有熱愛和平的素質，因為古代的農耕生產是在固定的土地上進行的，尤其是達到一定的生產水平之后，從事農耕的人們積累了精耕細作、保持地力等方面的豐富經驗，他們愿意世世代代居住在相對穩定的區域內，過自給自足的生活。與追逐水草而游牧或不遠千里而經商的人們相比，從事農耕的中華先民們格外具有安土重遷的觀念，他們格外向往安定、質樸的生活形態。即使對整個民族而言，穩定、安定也是農耕社會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從事農耕的民族即使與其他民族發生沖突，也總是以守衛自身的疆土為最終目標，在戰事上往往以防御為主。

所以從本質上說，中華民族是一個熱愛和平的民族。后人常說重文輕武是趙宋王朝的時代特征，其實中華民族的整個歷史都是如此。《尚書·武成》記載：“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偃武修文”后來成為歷代君主莫不崇尚的立國精神，歷代思想家的論述更將此種精神上升到民族文化性格的理論高度。墨家主張“兼愛”與“非攻”，將和平視為至高的原則。儒家追求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但實現大同的途徑卻決非亞歷山大大帝那樣的武力征討，而是“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的文化懷柔。《論語》說“和為貴”，《中庸》說“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都包含著重視和平的思想。即使是中國的“武圣”孫子，也認為戰爭的最高境界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不像西方軍事家克勞塞維茨那樣將“消滅敵人的軍隊”和“占領敵人的國土”視為最重要的戰爭原則。中華民族并不害怕戰爭，但是反對“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的非正義戰爭，他們擁護的只是“執干戈以衛社稷”的衛國戰爭。

世界上有些民族向外輸出的文化以船堅炮利為主，中華民族貢獻給人類的是包括造紙與印刷在內的四大發明，它們都是和平生活所必需的生產技能。現在我們提倡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其可能性就是建立在中華文明的和平性這個特點之上。

如上所述，中華文明確實具有延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與和平性，這五個突出特性之間具有共時性，都貫穿于中華傳統文化的整個發展過程。但是從邏輯脈絡來看，五個突出特性之間其實存在著層層遞進的內在聯系。

習近平總書記分別指出五個突出特性的邏輯指向和實際結果是：連續性——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創新性——決定了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于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統一性——決定了國家統一永遠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決定了一個堅強統一的國家是各族人民的命運所系；包容性——決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和平性——決定了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五個方面的內容從對本民族自身文化特性的審視出發，進而論及對本民族發展前景的展望、對國家核心利益的維護、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的關系、中國對世界和平的貢獻等內容。五個方面也是五個層次，它們環環相扣，層層遞進，由低及高、由內及外，既構成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又顯示出清晰的思維層次。

如果說“修、齊、治、平”是中華先賢為個人進德修行所設計的一條向上發展的理路，那么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的論述就是為一個民族的品格及行為進行的理論概括和科學論證。習近平總書記從統攬全局的寬廣胸懷和高瞻遠矚的遠大目光出發，對中華文明的根本特性進行如此全面而深刻的把握，為我們更好地利用本民族傳統文化中的寶貴思想資源，更好地建設現代中華文明，指出了切實可行的努力方向。

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提供精神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他還指出，“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

我認為，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寶貴資源”，主要不是指物質文明，而是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觀念文化。因為只有后者才能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彼此契合、互相成就。人類創造的文化能夠代代相傳，是人類成為萬物之靈的根本原因。如果說動植物的生命奧秘在于一代一代地復制基因，那么文化的生命就在于某些基本精神的代代相傳。中華文化五千多年生生不息，正是得益于其核心觀念綿延不絕的代際傳承，正如莊子所云：“指窮于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從內容來看，中華傳統文化大致上可分成三個部分：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觀念文化。

所謂器物文化，是指具有物質形態的文化：大到萬里長城，小到各種器具。經過漫長的歷史過程后，器物文化一定會過時。萬里長城當年曾是國防的重要屏障，但今天已經不具有實際意義。博物館里的青銅器和玉器雖然精美絕倫，但早已退出人們的實際生活。制度文化主要指社會結構及政治制度，比如古代的私立書院，古代朝廷的六部衙門，今天早已不切實際。所以，我們真正能夠繼承、弘揚的主要是傳統文化中的觀念文化，就是古代先賢們的思想結晶、倫理準則、價值判斷、人生理念等。例如，關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倫理學原理、“民貴君輕”的政治學原理，關于“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的民族關系、國家關系準則，關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愛觀念，關于“天人合一”“民胞物與”的自然觀，乃至關于“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的環境保護思想，關于“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爭思想等。這些觀念蘊含著普遍價值，有可能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人類共識，更是當代中國人可能從傳統中汲取的正能量，我們應該深入研究，準確領會，廣泛弘揚。

觀念文化的主要載體便是歷代典籍，《尚書》云：“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從殷商以來，用漢字書寫的典籍浩如煙海，“經、史、子、集”四大類圖書的驚人數量便是明證，于是“盛世修典”成為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歷朝歷代，中國人都自覺地通過各種方式來保存、整理古代典籍，進而從中擷取精華，闡釋義理，以達到“溫故而知新”的目的。正因如此，整理典籍，研究典籍，領會、闡釋典籍記載的文化精神，便是我們繼承傳統文化最有效的手段。繼承傳統文化當然不是少數專業研究者的專利，而應該是當代中國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義務。所以從根本意義上說，流傳至今的古代典籍并非專供學者研究，它更應該供大眾閱讀、學習，從而獲得文化啟迪和精神滋養。古籍整理的終極意義在于更好地闡釋并汲取傳統文化中蘊含的觀念、精神，我們一定要對重要的中華典籍進行完整細密的文本整理，進而用準確可靠的注釋和生動靈活的解說，將經典名著引入千家萬戶。

在這個方面，國外的情況值得我們注意。近幾十年來，美國的著名大學對西方文化經典極為重視。例如，哥倫比亞大學連續多年開設西方文化經典課程，描述該課程的著作《偉大的書》在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又如，耶魯大學教授布魯姆的著作《西方正典》，通過講解西方文化經典來促使現代人更加重視西方文化傳統。這種情況既值得我們重視，也值得我們警惕，因為上述著作都對中國的文化經典一字不提。西方學者有意無意地忽視或否定中國的經典著作，多半是出于維護西方文化在全球領先地位的長遠戰略目標。可惜的是自晚清以來，由于中國在船堅炮利的西方列強的打擊下缺乏招架之力，有些中國學者也把原因歸諸中華傳統文化自身的先天不足。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有人激烈地批判中華傳統文化，更有甚者進而聲稱“漢字不滅，中國必亡”。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具體語境中，他們的主張其實是一種論辯策略，是為推行新文化運動而進行的掃除廓清，這是可以理解的。就像魯迅所說，為了要讓大家同意在屋子上開窗戶，就故意說要掀掉屋頂，否則就連窗戶也開不成了。但是掀掉屋頂的主張必然是一種矯枉過正，其自身的偏頗是不言而喻的。時至今日，我們要恢復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敬畏之心。龔自珍說得好：“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如果毀滅了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結果必然會導致那個民族的淪亡。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這不但是中共黨史上的理論創新，也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具有撥亂反正意義的理論創新。如果從更長的歷史時段來看，這其實就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神的回歸，從而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寶貴的思想資源，來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精神力量。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必須對中國經典著作的重要意義具有清醒的認識，并對它們的現代價值給予充分的評價。

以中國古代文學為例，它是中華傳統文化中最具活力的一部分，深刻且生動地體現著中華文明的基本精神。中國古代文學的歷史長達三千多年，由于在文體方面存在著“一代有一代之所勝”的規律性現象，當它的某種樣式在某個時代達到巔峰狀態后，其高度成就很難被后人超越，從而成為具有永久價值的經典作品，并成為后代讀者永久性的審美對象。又由于中國古代文學以生動而具體的方式體現了中華文明的基本精神和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所以其經典作品家喻戶曉、深入人心，深刻地影響著中華民族的道德理想與審美旨趣，在陶冶情操、培育人格諸方面有著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從《詩經》《楚辭》，到《紅樓夢》《聊齋志異》，中國古代的文學經典無不身兼優美的文學作品與深刻的人生指南的雙重身份。諸如熱愛祖國、熱愛和平、關心他人、提倡奉獻、崇尚和諧、倡導節儉、鄙視自私、拒絕庸俗等道德取向，都在中國文學經典中得到充分、生動的體現。

毫無疑問，中國文學經典生動、直觀地反映著中華民族的精神品格，是中華傳統文化中最容易為現代人所理解、接受的一種形態，是溝通現代人與傳統文化的最好橋梁。在長達三千多年的中國文學史中，發展最成熟的文學樣式首推詩歌。早在先秦時代，我們的祖先就提出了“詩言志”的觀點，成為中國詩歌的開山綱領。中國古詩的主要內容就是吟詠人們的現實生活，抒發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的內心情志，她和以歌頌神靈為主要內容的古代西方史詩有根本的不同。正因如此，在中國古代，“詩言志”不是少數詩人的專利，而是全民族陶寫心聲的普遍方式。

“詩言志”不是偶然情境中的靈感突現，而是一切生活場合中的抒情渠道。從先秦時代起，作詩便成為普遍的文化活動。“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是說社會上層人士以詩歌為必備的技藝。而傳說中的“采詩”“獻詩”制度則反映出社會下層的創作情形。《詩經》與《楚辭》以無與倫比的美學標準標志著中國詩歌的早熟，成為中華文化詩意特征的最早體現。漢代以后，中國詩歌歷經兩千多年從不間斷，從形式、內容到風格，都得到了盡善盡美的充分發展。優秀詩人燦若繁星，名章迥句美不勝收。中華文化賦予詩歌無比強大的功能，成為深入人心的文化形態。在中國歷史上，曾涌現出許多志士仁人，他們的生命火花為中華文化增輝添彩。當后人緬懷這些光輝人物時，詩歌往往成為最為耀眼的閃光點。行吟澤畔的屈原、漂泊江湖的杜甫，他們憑借其壯麗詩篇在中國人民心中獲得了永生。文天祥舍生取義的人格精神凝聚在“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兩句詩中，林則徐奮不顧身的報國熱情凝聚在“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兩句詩中，永遠激勵后人為正義事業而獻身。可以說，沒有其他古代經典可以更簡潔而完整地表現志士仁人的一腔熱血，也沒有其他古代典籍可以更生動而在后人心頭烙下更深的印痕。

對于當代廣大讀者來說，閱讀古典名著有兩方面的實際困難。一是中華典籍浩如煙海，即使是專業從事古代文化研究的學者，也難以全面閱讀。對于非專業的各界人士來說，更會難尋門徑，茫然無措。二是多數典籍的寫作年代較早，今人在字句訓詁、文意解釋方面有一度難度，非專業的讀者更不容易理解。

這就為從事古代文化研究的學者提出了兩個義不容辭的迫切任務：一是必須從現實意義的立場對古籍進行價值評估，從中精選最適合“第二個結合”的經典名著向社會大眾進行介紹和推廣。二是必須對精選出來的經典名著進行嚴格的文獻整理和精深的學理探討，在此基礎上再向社會大眾進行普及，提供有關經典名著的選本、注本及導讀講解的普及讀物。這兩個方面都是專業工作者義不容辭的神圣職責，也是他們大有可為的廣闊天地。從事古代文化研究的學者應該認真學習、深刻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以更高的自覺性走出學術象牙塔，投身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偉大事業中去。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