邏輯是哲學的基礎，任何哲學的發展都與邏輯的發展密不可分。作為與古希臘邏輯、印度邏輯并稱為世界三大邏輯源流的中國邏輯，自先秦以來展現出豐富的思想形態，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哲學的發展具有深遠影響。然而，長期以來西方學界對中國邏輯思想的理解經歷了誤讀、質疑到逐步接受的過程。分析這一研究歷程，不僅有助于厘清西方視域下的中國邏輯思想發展，也為構建中國當代邏輯話語體系提供重要啟示。

西方視域下的中國古代邏輯思想研究

西方對中國古代邏輯思想的關注是在西方漢學研究的背景下展開的。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西方對中國文化和思想的研究多集中于對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譯介，其中最具影響力、成就卓越的學者之一是英國倫敦會傳教士、漢學家理雅各，他編寫的《中國經典》系列包含了對“四書五經”的翻譯。通過他的譯介西方世界開始深入地了解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也為西方學者系統研究中國哲學與邏輯開辟了新篇章。在漢學研究的早期階段，西方學者們主要通過對儒道經典的譯介理解中國傳統思想，邏輯并非研究重點，一方面在于中國古代哲學中沒有專門的邏輯著作，對邏輯問題的論點散見于不同的哲學學派著作中，西方缺少對中國邏輯思想有關文獻的系統翻譯；另一方面在于對“中國是否有邏輯”這一問題尚未達成清晰的認識。最早關注到中國邏輯思想的是德國和法國的漢學家，他們在廓清中國邏輯思想形式方面做了一些初步嘗試，為中國古代邏輯思想在西方學界的雛形奠定了基礎。這一階段西方對中國古代邏輯思想的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胡適、馮友蘭等留學海外的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他們在西方學界對中國邏輯思想的接受與傳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胡適曾指出，回顧900年來的中國哲學史不能不深感哲學的發展受到邏輯方法的制約影響。盡管胡適意識到邏輯方法之于哲學發展的支撐作用，然而在研究方法上，胡適主張以西方邏輯解釋中國傳統名辯學，如把墨家所說之“效”比為西方邏輯中的演繹，同異之辯為因果關系中的求同、求異法。這種“以西釋中”之法是在近代中國積貧積弱的歷史背景下提出的，對當時的社會轉型和人們思維方式的轉變起到促進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國邏輯與西方邏輯之間的共通性，但尚未充分體現中國邏輯思想的獨特性與內在價值。

20世紀50年代，西方學界對中國古代邏輯思想闡釋主體的專業化使得研究逐漸超越傳統的漢學解釋，轉向更加深入的義理研究。但在此過程中出現單一運用西方傳統邏輯知識框架或現代邏輯推演系統來解讀中國古代邏輯的現象。西方邏輯學框架在許多情況下并不適用于解釋中國古代的思維方式。具體來說，中國古代邏輯思想強調的是實踐性的、具體的推理，而西方邏輯則更多依賴形式化、抽象的推理。這種差異導致了西方學者在將中國古代邏輯思想納入到西方邏輯體系中時，面臨著理論框架的沖突與轉換問題。隨著符號邏輯和分析哲學的興起，不少西方學者采用形式化的方法分析中國邏輯，認為中國古代邏輯在某些方面與西方形式邏輯具有相似的特征。然而，這種西方式的解讀也面臨諸多挑戰，如過度將中國邏輯納入西方邏輯的范疇，忽視了中國邏輯本土化的特性。20世紀60年代西方學界盛行“中國無邏輯”論。黑格爾曾指出，真正的哲學從西方開始，東方的思想應被排除在哲學史之外；波亨斯基也表示，邏輯的發源地有且只有兩個文化區域：西方和印度。這些觀點無不反映了20世紀60年代西方學界對中國哲學，特別是中國邏輯的普遍誤解和低估。將邏輯學的發源地局限于西方和印度，甚至將中國的哲學傳統視為缺乏系統化的邏輯思維或僅限于“詭辯”，這種偏見不僅是西方對中國哲學的誤讀，也體現了西方對“邏輯”這一概念的狹隘理解，未能全面地評估中國邏輯思想，尤其是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和復雜性方面，忽略了中國邏輯傳統中獨特的思維方式和推理方法。隨著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進一步深入，尤其是對中國哲學整體性研究興趣的增加，西方學界從事中國邏輯研究者逐步從漢學家轉變為專業的哲學家、邏輯學家，研究重心轉移至英、美等國家，“中國無邏輯”的論調也逐漸轉向正視中國邏輯傳統的獨特性和豐富性。這一轉變不僅得益于《新英國百科全書》首次收錄了“中國邏輯”的條目，標志著“中國邏輯”首次被正式寫入西方權威的百科全書，還離不開以葛瑞漢、陳漢生、成中英、何莫邪等為代表的一批專業學者的推動。

進入21世紀，西方學界從語言學、認知科學等多學科角度進一步挖掘中國古代邏輯思想的特征，愈加重視中國邏輯思想的內在特性與整體性研究，同時在全球哲學與邏輯學研究的框架下，增加了對以往研究的反思工作。還有西方學者將中國邏輯置于中國歷史文化的話語體系中去解讀，強調中國邏輯的獨特性與其歷史、文化背景之間的密切關系。羅馬尼亞學者羅亞娜在談到中國古代推理類型時指出，邏輯與文化存在客觀聯系，這種聯系主要表現在邏輯受到文化的限制。中國古代邏輯是自先秦發展起來的邏輯，它是一種獨立發展的邏輯話語，因此對中國邏輯傳統的考察也要置于其歷史文化發展的框架內。這樣橫向剖析的解讀方法有助于進一步探索中國古代邏輯發生、發展的內在動因以及價值導向。

對當代中國邏輯話語體系建設的啟示

文化自信與邏輯獨特性的重申。長期以來，西方對中國思想傳統的理解存在不同程度的誤讀和歪曲，總體來說可以概括為兩種主要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思想和語言從一開始就缺乏邏輯和科學的取向，無法與西方的邏輯和科學傳統相提并論；另一種則主張，中國古代的邏輯和方法論與西方傳統根本不同，假設直覺主義和神秘主義是中國古代邏輯思想的核心特征。這兩種極端的觀點都應當被駁斥。然而，要清晰地揭示中國古代邏輯思想和科學思想的存在，首先需要通過恰當定義邏輯和方法論。邏輯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內蘊了人類理性活動所必須共同遵守的邏輯規則與方法，同時邏輯也具有特殊性，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所產生的思維方式都有其本土性，因此對邏輯的解讀要在其發生、發展的歷史文化框架內，這一點對于任何邏輯傳統都是通用的，中國的邏輯傳統亦不例外。

中西互鑒與國際傳播。在中國邏輯研究中，西方學者的研究為中國邏輯思想的國際化提供了豐富的研究材料和多元視角。但過度依賴西方形式邏輯的分析框架，忽視了中國邏輯與其文化源流之間的緊密聯系，尤其是未能充分考慮中國古代邏輯與其文化背景，包括主體意識、人文環境、義理與論式在漢語中的統一，其論證、論辯的表達功能、實用性功能、辯謬功能、語義內涵等等之間的內在聯系。中國邏輯研究應注重中西互鑒，通過借助西方漢學家的“他者之鏡”，結合西方學術理論與方法，從不同文化語境出發反觀自我，形成貫通古今、融貫中西的立體研究路徑，在全球語境中凸顯自身價值，推動中國邏輯成為國際邏輯學界的重要組成部分。

全球化背景下的機遇。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關注不斷提升，這為中國邏輯走向世界提供了重要契機。在此背景下，西方學者對中國邏輯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視，掌握這一研究動態對推動中國邏輯的全球傳播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現代中國及其對全球學術和科學領域的貢獻，從而促進中西方文化和學術的交流互鑒。先秦時期發展起來的中國邏輯思想，尤其以“故”“理”“類”為核心的墨家邏輯構成了中華文明話語體系的邏輯之魂，是中國邏輯傳統的重要基石。在當代中國邏輯學話語體系的構建中，立足中國本土的文化歷史背景，堅持文化自信，以盡可能避免依賴西方的解讀框架“以西釋中”。在中西文明互鑒的基礎上，力求更加精準地呈現中國邏輯思想在全球學術語境中的獨特價值與意義。

（作者為南京大學哲學學院博士生，現代邏輯與應用研究所研究員；本文受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漢譯邏輯術語本土化與中國邏輯學話語體系建設研究”〈批準號：21&ZD065〉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