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外宏觀背景的變化，使中國依靠全球化紅利很難支撐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城市發展的外部動力已經削弱。另外，經過長期高速增長，依靠傳統生產要素支撐的粗放式發展不可持續，轉變城市發展方式勢在必行。轉變城市發展方式必須從傳統“以物為本”的邏輯轉向“以人為本”的邏輯。要超越傳統工業化邏輯，從產業、空間、創新、制度等多維度系統化角度去探索城市發展方式新的理論基礎、實踐路徑，以及相應的機制保障，以推動中國城市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

城市轉型首先要凸顯人的主體性，即一方面要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也要通過制度創新充分釋放個體的創造力，這是在當前國內外宏觀背景下中國城市轉變發展方式重獲新動力必須考慮的重大問題。其次是中國城市轉變發展方式一定是系統化的轉型，任何單一維度的轉型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城市轉型的問題。因此，需要建立中國城市轉型的理論基礎，以指導中國城市向著正確的方向發展。“空間主體論”應該成為中國城市轉型發展的理論基礎。“空間主體論”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第一，城市空間最為重要的是人，主體人都是有行動的。區域發展最根本的是要充分釋放企業家和個體人的創造性。第二，人的行動是需要協調的，協調生成了分工與合作的秩序。第三，人的行動協調是通過一般性規則協調的，要通過制度創新釋放人的創造性。

建立在“空間主體論”基礎上的城市轉型要在“雙循環”大格局的背景下，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促進商品要素資源在更大范圍內暢通流動，唯有此才能更好地發揮企業家和個體的創造力。“外循環”既包括中國向發展中國家進行產業轉移，也包括中國與歐美發達國家之間的競爭與合作。中國不再是被動地接受發達國家的輻射和產業轉移，而是要把自身建設成為一個創新中心，成為輻射其他國家重要的節點，這客觀上要求高水平市場體制和機制的建立。同時，為了有效地促進“內循環”，中國提出了建設統一大市場等戰略目標，其根本上就是要暢通內外循環。無論是內循環還是外循環，其本質都是通過市場體制機制的創新來實現，最終必須要落實在城市治理模式的變革上，落實在充分發揮主體的創造力上。

建立在“空間主體論”基礎上的城市轉型，其總體目標應是推動中國城市網絡協同效應即整體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最大化，每個城市要在城市市場網絡中呈現獨特的品質和價值，以及更好地發揮主體的創造力及推動創造力的整合。為此，要按照“5D”的理念思考中國不同類型的城市之間的協同發展，要加強不同城市之間的網絡鏈接。所謂“5D”就是Density（密度）、Distance（距離）、Division（分割）、Differentiation（差異）、Digitalization（數字化）。即，提升密度、提高經濟發展的集聚度；縮短距離、加速交流交換和交融；消除分割、提升一體化程度；突出差異、增強不可替代性；加快數字化、實現數實融合發展。

建立在“空間主體論”基礎上的城市轉型必須考慮“因地制宜”。國家提出了主體功能區規劃，把國土空間劃分為四種類型，分別是優化開發區、重點開發區、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轉變城市發展方式可以基于主體功能區進行類型劃分。比如資源型城市、重點農業區域城市、民族區域城市、東部發達地區城市和城市群、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城市等城市發展方式的轉變。“因地制宜”背后的理論邏輯仍是“空間主體論”，如何通過體制機制創新，推動更加統一的市場空間的形成，推動形成更加柔性化、扁平化、參與式城市治理的新模式，進而推動個體的行動和行動的協調（創造力的整合），以及由此推動跨區域城市現代產業體系、空間體系、創新體系、制度體系的形成。（作者為蘇州大學中國特色城鎮化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