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省首批重點高端智庫、道德發展智庫研究員楊煜指出，展現“環境美”和“社會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蘇，需加快形成生態文明社會風尚。通過生態先行示范、生態宣傳教育和生態參與意識激發，江蘇生態文明社會風尚已初具雛形，但在生態文明“獲得感”、綠色生活方式普及和生態社會風險防控方面仍有提升空間。對此，建議將生態文明社會風尚貫穿融入江蘇道德風尚高地建設，加快政府生態服務職能轉型和生態服務效能提升，以綠色產品服務市場供給側改革提升綠色生活動能，建立健全生態信息發布與輿情引導機制，推進生態道德教育與生態法治教育的有機融合。

　　建設“強富美高”新江蘇，將生態文明作為“標桿”，是習近平總書記對江蘇提出的明確要求。生態文明建設涵蓋“環境美”和“社會文明程度高”兩大核心命題。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和中共江蘇省委、江蘇省人民政府《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實施意見》中，加快形成生態文明社會風尚均被列為主要發展目標之一。目前，江蘇正致力于道德風尚高地建設，以此為契機，促使生態道德風尚得以廣泛弘揚，將有力推動江蘇生態文明創建更加富有成效。

　　一、生態文明社會風尚已初具雛形

　　1、生態先行示范效應突出

　　自2011年被列為江蘇“八大工程”的核心任務之一以來，受全國首個省級“生態文明建設規劃”、“率先建成全國生態文明建設示范區的意見”等綱領性文件指引，江蘇在生態文明建設上取得了相對超前的進展。至2015年底，江蘇的國家生態市、縣累計建成35個，占全國38%；國家環保模范城市、水生態文明建設試點城市、生態園林城市、衛生城市等數量，均居全國各省之首或名列前茅。江蘇在生態文明建設諸多領域所確立的先行示范地位，為生態風尚的樹立營造了絕佳的宏觀環境。

　　2、生態宣傳教育特色鮮明

　　以弘揚地方傳統生態文化為導向，江蘇開展了“生態江蘇在行動”等大型宣教活動；積極推動綠色企業、綠色學校、綠色家庭等“細胞工程”，發揮典型模范表率。2016年，全省環境宣教工作獲得第九屆“中華環境獎”。2015年，江蘇省環保廳投資2000萬元建成生態環保體驗中心，系全國首個運用多媒體技術的綜合性環境教育場館，入選全國中小學環境教育社會實踐基地；南京生態文明教育館也成為全國首家以生態文明教育為主題并命名的場館。2014年，“全國節儉養德全民節約活動推進會”由南京承辦，相關經驗做法得到中宣部肯定和總結推廣。通過深入持久開展系列生態宣教活動，掀起了全省民眾積極踐行生態文明主流價值觀的熱潮。

　　3、生態參與意識顯著激發

　　良好的社會風尚離不開全民的深度參與。借助宣傳教育引導公眾參與環境事務的同時，江蘇還從制度層面為生態參與機制提供有力支持。江蘇于2013年建立環保社會組織聯盟，凝聚社會智慧和力量，打造開放、民主的協作模式。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泰州1.6億天價環保訴訟案，正源自公眾對企業排污行為的舉報和環保組織發起的公益訴訟；近期引起廣泛關注的常州外國語學校毗鄰毒地事件，涉嫌污染的企業也被民間環保組織提起公益訴訟。公眾積極參與環境事務的制度性保障，喚醒了公眾的生態環保意識和生態法治意識，為共建共享的江蘇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扎實的微觀基礎。

　　二、生態文明社會風尚仍有提升空間

　　1、生態文明“獲得感”相對欠缺

　　盡管江蘇在各項示范性生態建設工程上取得全國領先的卓越成績，但從百姓的“獲得感”角度考察，仍有若干方面存在明顯不足。根據江蘇省社情民意調查中心2015年度百姓滿意度電話調查，89.6%的受訪者認為政府重視生態文明建設；然而，飲用水質量、黑臭河流治理等觀感更為直接的單項指標的滿意率未達標（生態文明建設試點示范區指標中的滿意度標準為85%），對工業減排、空氣質量的滿意率甚至低于70%。因此，亟需進一步發揮已有生態工程的社會生態效益，兼顧“國標”和“民標”，滿足人民群眾對生態環境質量的更高需求，以提振全社會對生態文明建設信心和決心。

　　2、綠色生活方式尚未普及

　　生態宣傳教育的最終目的是確立有效的生態行動，應避免過多的生態道德說教，脫離公眾的生態生活需求。目前江蘇居民的綠色消費方式和生活習慣仍處倡導階段，與落地生根仍存較大距離。例如，南京早在2000年就被列為全國垃圾分類八大試點城市，直至2015年僅有1.5%左右的居民參與垃圾分類，可見主觀動能缺乏；與此同時，南京廚余垃圾廠的日處理能力僅為100噸，遠低于城市4800噸的日產生量。在通過形式新穎的生態宣傳教育進一步引導日常綠色生活規范的同時，如何基于內生激勵機制，加強綠色思維在全社會的滲透，促使綠色生活成為全社會的自覺習慣，相關創新型路徑有待探索。

　　3、生態社會風險不容忽視

　　公眾生態參與意識的增進對于有關政府部門而言是一把“雙刃劍”。若公眾的生態安全和維權需求無法得到滿足，不但其參與生態公益的熱情受到打消，還會引發一系列生態社會風險。江蘇環境統計公報顯示，市縣區環保局領導干部信訪接待數從2012年的1287人次升至2015年的1467人次，同期的環境矛盾糾紛數從547件躍至930件，增幅超七成。江蘇省內環境風險企業總數則居全國第一，更是潛藏突發性環境危機和連鎖性社會危機的可能。隨著公眾環保意識的逐漸增強，生態問題觸發的公共危機和群體性事件，對社會和政府的承受能力和應對水平都是極為嚴峻的考驗。

　　三、加快形成生態文明社會風尚的政策思路

　　1、將生態文明社會風尚貫穿融入江蘇道德風尚高地建設

　　調整現有生態文明建設重“生態建設”、輕“文明建設”的思路，確立生態建設“硬工程”和生態風尚“軟工程”雙輪驅動戰略，依托江蘇道德風尚高地建設“七大行動”，將生態文明社會風尚貫穿融入其中。

　　分解落實《全國環境宣傳教育工作綱要（2016-2020年）》，結合地方實際，完善生態宣傳教育平臺，在加強公民生態道德培育，強化社會環保誠信意識，促進生態志愿服務普及、未成年人生態道德建設提升等多方面，全方位體現生態道德風尚高地建設的江蘇特色。與此同時，將生態社會風尚的建設成效納入考評體系：以文明城市年度測評為基礎，建立生態文明社會風尚指數監測和發布制度，引導各地將相關工作納入綜合考評，推動常態長效；根據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生態“底線”思維，還可在政績考核體系中考慮“一票否決”制。

　　2、加快政府生態服務職能轉型和生態服務效能提升

　　把準江蘇生態文明建設中的短板，確保硬指標與獲得感齊頭并進， 增加優質高效的生態公共服務供給，讓良好生態環境成為普惠的民生福祉，促成“美麗江蘇”全民生態共識的深入人心。

　　持續優化江蘇各地政府生態職能配置和重組生態治理結構，建設生態服務型政府。加強政府在環境監管和審批流程等方面的行政體制改革和行政能力建設；鼓勵政府聯合社會資本采用PPP、TOT等模式試點第三方治理；開展環境公共設施生態服務功能價值評估，建立成本效益分析檔案庫，健全后期生態規劃建設、項目決策和資金籌集模式，進一步強化對相關部門的制約和監督。加大對企業生態管理、利益相關者治理和政策企業家參與的引導與扶持，讓廣大市場主體和社會公眾在參與生態文明的創建過程中不斷增強獲得感、提高滿意度。

　　3、以綠色產品服務市場供給側改革提升綠色生活動能

　　突破單方面價值導控的局限，對接政府控制主導、市場利益誘導和社會力量傳導。調動創新創業驅動的市場和社會活力，加強優質綠色產品服務供給，提升公眾選擇綠色生活方式的主觀動力。

　　目前江蘇的綠色互聯網金融、綠色建筑、綠色能源等產業已占據國內領先地位，綠色旅游、生態休閑等服務項目也初具規模，應實現綠色產業供應鏈與綠色消費價值鏈深度融合，將公眾對綠色生活品質的內在追求，轉化為生態消費和社會風尚變革的主觀動能。設立家庭環保賬戶和社區綠色銀行，推行居民生態行為監測系統和個人生態信用積分制度；綜合運用眾籌、眾包、眾創工具，打通生態全民參與的“最后一公里”。通過生態紅利和綠色福利的全民共享，激發協同共建生態文明的社會正能量。

　　4、建立健全生態信息發布與輿情引導機制

　　加大生態信息公開力度，保障公眾環境保護知情權，增強生態輿論引導的主動性和互動性。積極順應公眾日益增長的生態表達和維權意識，注重對公眾生態投訴權利、渠道程序的宣傳和引導，維護社會穩定和公眾生態利益。

　　基于“互聯網+”思維，加強環境質量、污染源監管、項目環境影響評價等環境信息的主動公開；強化生態新媒體專業水平和社會公信力。提升突發環境事件的應急響應能力，通過加強預案宣傳，提高公眾參與和自救能力；建立企業生態風險及應急預案信息庫，完善突發環境事件信息發布、輿情處置機制和輿情引導通路,激發生態社會的共意動員，在緩和生態社會矛盾的同時，增進引導生態社會風尚的效果。

　　5、推進生態道德教育與生態法治教育的有機融合

　　屬于非正式制度范疇的生態道德規范引導，需要與正式制度范疇的生態法治建設協調統一、協同合力，以促成良好生態風尚的有效政策模式和可行策略示范。

　　充分挖掘和提煉江蘇在生態法治建設上取得的卓越成就，例如全國領先的生態公益訴訟試點、資源環境類案件“三合一”集中審判、環保部組織學習泰興環境執法的經驗做法等，以豐富鮮活的案例素材，推進生態法治教育，弘揚生態法治文化，培育生態守法、用法、護法公民。進一步確立公民環境權，完善生態立法與執法，調動公眾積極參與生態環境保護、生態環境監督的積極性。協同推進生態道德自覺和社會法制保障，打造道德江蘇建設和法治江蘇建設深度結合的生態品牌。

　　作者系東南大學“道德發展智庫”研究員楊煜；報告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15CKS014）、江蘇省社科基金青年項目（14ZHC001）和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專項資金資助（2242016S30034）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