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報告中關于傳統文化的精彩論述非常多，其中有三個方面與文脈工程關系最為密切。

　　樹立正確的文化觀

　　樹立正確的文化觀，就要理解文化在整個民族發展過程中的意義。對目前的中國國情和文脈工程來說，樹立正確的文化觀包括三個重要的方面。

　　第一是對社會基本矛盾的認識方面，十九大報告指出，當前社會的基本矛盾是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其中，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文化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間是最大的矛盾。總體而言，我們在物質生活方面的提升非常快，經濟、社會發展非常快，但文化發展與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之間出現了很大的不平衡。因為經濟發展快，社會發展快，會產生文化記憶的流失，變化太快對文化自身的積淀來說會形成極大的挑戰。經濟、社會發展與文化發展之間的不平衡是社會轉型時期的正常現象，然而，這種不平衡在中國社會中表現得十分突出。

　　第二是文化戰略方面，西方世界已經進入了文化戰略時代，全球化就是西方進入文化戰略時代的總體性話語和標志性符號，如果我們在文化發展方面沒有跟上去的話，我們就會在文化戰略思維方面又慢了一拍。我們不能停留與社會、經濟方面與西方展開競爭，而是要進入文化戰略時代。

　　第三是文化內部的不平衡，主要表現為精神文化與產業文化之間的不平衡，產業文化、文化產業發展得非常快，整個社會對發展文化產業非常感興趣，我們需要追問的是“企業家到底是創造財富還是創造生活”，然而，我們的企業家集體性地缺少“創造生活”的意識，因為企業家缺少文化意識。除了精神文化與產業文化之間的不平衡外，還出現了經典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不平衡，當前大眾文化因其自發性而發展得比較快，然而對于經典文化而言，雖然出現了國學熱，但是我們往往用大眾文化的方式、水準和心態去研究闡釋經典文化，我們創造出的新經典也比較少。我們似乎進入了文化消費時代，然而文化消費主義是非常可怕的，如果我們只是在消費文化，那么我們創造出來的文化就只是時尚性的，只能滿足我們的感性需求。我們如何盡快走出這種不良狀態？因此要在這種大背景下來整理研究江蘇文脈，守望中國文化，傳承發展中國文化，并做出重要的貢獻，因為中國文化不是空的、抽象的，它是由各種地域文化結合而成的。

　　堅守文化立場

　　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的大背景是，首先我們面臨著全球化與民族化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已經顯現得非常明顯了。美國已經進入逆全球化時代，而我們還在遭受全球化的沖擊，我們是否在戰略上又慢了一拍？其次，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之間的對峙和沖突。對此，我們如何堅守中國文化的立場？這個問題不是虛的，而是關系到民族的興衰存亡，因為文化是民族的靈魂，從某種程度上講，它比經濟發展更重要。經濟發展慢一拍，我們還能跟得上去，因為我們有巨大的人口紅利。但是，我們這樣一個大國，沒有文化去建構它，那么它的精神世界就將喪失同一性，淪為一盤散沙，從而無法建立真正的優勢。按照國外學者的劃分，世界上的文化基本上可以劃分為宗教性文化和倫理性文化兩大類。現在，中華文化發展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倫理性的中國文化能否與宗教性的西方文化比肩而立、平分秋色，是否能夠繼續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我們的文脈工程、道德發展智庫必須回答這一重大問題。

　　文脈工程要從大的文明形態上來考慮這些問題，江蘇文脈要與中華文化這個大的文化類型、生命形態緊密結合起來。江蘇文脈的重要貢獻可以作為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的直接資源——理論資源和思想資源。比如說，顧炎武講“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之中隱含了關于中華文化立場的兩個信息：一是關于“天下”的信息，我們現代總是用“國際”、“世界”，或所謂“全球化”的概念對待外部世界，而中國人對待世界的態度，其傳統表達是“天下”。天下是什么？天下“平”，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最高目標是天下如一人，中國如一家。這就是命運共同體，“天下”就是命運共同體的傳統表達，或者說命運共同體就是“天下”在現時代的表達。第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不是社會治理、社會管理意義上的概念，一般認為，“匹夫有責”就是社會亂了、社會出問題了，每一個老百姓都有責任，其實它的本意并非如此，因為其下聯是“國之治亂，肉食者謀之”，國家治理的好不好，當官的應該負首要責任。“天下”是文化，是倫理道德，它充分體現了中國文化是倫理型文化的特質。所以，我們在整理研究江蘇文脈的時候，要把那些已經成為中國文化基因的、潛在的成分挖掘出來。再比如，治世與治心之間的區分，我們現在特別強調學以致用，文化要有用，以實用為標準，以實用的方式去對待文化，但是，片面強調“管用”、“應用”，其中隱藏著長遠的、非常深刻的、令人非常擔憂的問題。歷史上已經有經驗教訓，特別是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的注經的工具化，給中國文化、中國文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我們的文脈工程不能走漢代注經的老路，也不能走四庫全書的老路，因為歷史事實已經告訴我們，這兩條路已然走不通。不僅僅是走不通，不僅僅是我們沒有這樣的能力和條件，而且是因為我們不應該走這條路。表面看，似乎漢代的注經與我們文脈工程具有相似的背景，經學興起的直接背景是，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后文化文脈的失傳，這個社會大變動時代，很多文化失傳了，于是需要漢代學者重新整理與研究。但是，漢朝注經的結果是，注經成為士大夫謀取功名利祿的工具，從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片面地強調學以致用，經學只提出了一些應時之策。由是導致中國人精神空間、精神世界的話語權，建構精神世界的重大任務，都失落了，只是片面強調“經世”，而怎樣“經心”、通過自省等建構精神世界的重大任務在文化上失落了，所以就出現了魏晉隋唐佛教道教趁虛而入，逐漸占據中國人的心靈世界。道教佛教原本對入世不感興趣，它們最想占領的部分就是人的精神空間。唐玄奘去印度取經，在文化開放意義上是喜劇，但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上卻是一個文化悲劇，至少是由于文化悲劇而導致的文化喜劇，因為它說明中國文化已經失去對人的精神世界的主導權和指導力量。為此，我們要從文脈整理與研究中得出一些重要的結論，這就是創新性繼承和創造性轉化。江蘇文化的重要特點就是對人的精神世界建構做出了重大貢獻，因為江蘇文化的兩大輝煌期——六朝和明清——最為重要和興盛，這兩期文化的發展都與著力于人的精神世界有關。文脈工程要整理和研究出對中國文化發展具有基因意義的元素、精神、性格、理論和思想資源，才能對當代中國文化的發展做出重要的貢獻。

　　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忠實的傳承者、引導者和弘揚者

　　江蘇文脈工程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忠實的傳承者和弘揚者。為此，有四個方面的工作需要注意。

　　第一，怎樣堅守“文脈” 理念？文脈不是一般的文化、文化資源、文化典籍，文脈是文化的活的形態，文脈是文化的生命形態，文脈是活的文化和活的傳統，它不僅活在歷史中，而且活在現代。所以，從整理到研究，依據什么判斷哪些些典籍是精華？哪些書需要外譯？做哪些人的傳記？要做到全面與精選相結合，精選就是要做出江蘇文化在中華文脈發展當中的“封神榜”，要做出一部“文脈封神榜”，之所以選某一部著作并為之作傳，是因為它在中國文化生命發展中、在中華文化的文脈延傳中、在江蘇文脈的生長中具有至關重要的生命意義，它是文化體系中的一個器官，它是文化生命發展的階段性呈現，在此過程中，它做出了杰出的貢獻，而不在于其全面性。所以，我們要在文脈整理與研究中擔當“姜太公”角色。

　　第二，尋找江蘇文脈的總體性話語、總體性表述。江蘇文化缺什么？缺少一個總體性話語，例如齊魯文化、荊楚文化、湖湘文化等總體性話語，而“江蘇文化”不是一個總體性話語，而是一個地域性的話語。是否有可能取名為“漢吳文化”或“吳漢文化”？文脈工程應該完成這一基本任務。如果找不到現成的總體性表述，就需要去建構，然后爭取獲得廣泛認同。

　　第三，重視精神文化。要充分體現江蘇文化對于中國文化中精神文化的貢獻，不僅僅要關注文學藝術方面，還要關注思想精神方面，整理研究這些方面的資源是尤為重要的。由此，才能凸顯江蘇文化的特色，吸取其歷史經驗與教訓，進而做出創新性的貢獻和創造性轉化。

　　第四，幾項具體工作。一是做江蘇地域文化論壇，特別是有標志性學派的地域文化論壇，比如“三州”（揚州、泰州、常州）學派。一方面把江蘇的歷史文化標識凸現出來，另一方面也幫助各個地方建立文化標識，發展當地文化。二是召開江蘇文脈成果交流會，提升《江蘇文庫》質量。三是對江蘇經典展開新的解讀，解讀要富有創新性和創造性，不能停留于歷史水平，不能單單將其作為消費品看待，要從學術角度、思想史角度、從現代角度進行解讀。歷史上中國學術、中國思想史的發展、中國文化的發展都是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例如宋明理學作為中國文化的高峰，其特征就是儒道佛一體。如果今天我們只是將江蘇的經典呈現出來，而不能通過呈現把江蘇文化推向新的高峰，那么我們只是完成了基本任務，并沒有達到最高目標。

　　作者：樊和平教授（單位：省首批重點高端智庫、東南大學“道德發展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