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問題的復雜性使其無法單獨依靠一門學科實現完整解釋,跨學科研究對于中國生態環境問題的解決具有重要意義。10月21—22日,“2017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環境論壇”在南京舉行。來自國內高校和研究機構的近50位學者,圍繞“中國的生態—環境問題研究:十年來的進展與不足”這一主題,從環境史、生態人類學、環境心理學、環境哲學等多個學科視角展開深入研討。

　　多學科視角應對環境問題

　　如今,環境問題成因和應對方案的綜合性已經成為學術界與相關管理部門的基本共識。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郇慶治表示,就像任何單一機構或行政部門難以獨立解決生態環境問題一樣,任何單一學科或技術也不可能提出科學有效地解釋、應對生態環境難題的方案。所以,無論是著眼于生態文明建設的整體性目標,還是對具體的生態環境難題的有效克服,建立一種包括自然科學、工程技術與人文社會科學各分支在內的廣義上的環境科學,以及實現這些分支學科內部各個次級學科之間的良性互動,成為了前提性條件。

　　不同學科可以從不同的視角為生態環境問題的解決提供借鑒。大多數生態環境問題本質上是由人類活動和人類行為所引起,環境心理學就是對人與環境間關系進行追問和探究的學科。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耿柳娜表示,從這個意義上而言,解決環境問題亟須引入心理學研究視角,探究觸發環境問題的人為因素。

　　哲學的視角同樣不可或缺。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盧風表示,環境哲學雖然不能直接去解決現實中的技術性問題,但它可以辨析人們的價值觀、世界觀、科學觀是否正確,并設法推動人們形成正確的價值觀、世界觀、科學觀,從根本上促進環境問題的解決;它還可以為環境法學、環境經濟學等學科提供思想理論的支持和方法論上的啟示。

　　“環境史學可以從歷史的維度,考察在歷史中人們造成了什么樣的環境問題,又是如何應對的,在其中又得到了哪些經驗和教訓,從而給環境問題研究以歷史借鑒;而環境法學則可以為當今的環境保護設定人人必須遵守的底線;環境經濟學則可以平衡人們對環境利用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從而使人們對環境問題的研究得到更全面、更系統、更有效的考量;生態人類學則關注人類社會與自然生態之間的互動關系,為環境問題研究提供生態、生計、生命問題的第一手觀察資料。”吉首大學歷史與文化學院教授羅康隆告訴記者。

　　在具體的生態環境問題研究中,各學科的研究需要互相借鑒、互相支撐。耿柳娜舉例說,環境心理學研究側重個人主體因素,需要借鑒其他學科宏觀視角,重視社會人口特征、文化傳統、社會制度與環境輿論等社會結構性因素對環境行為的影響。

　　“從環境政治學的視角來看,對環境中人的研究既是環境政治學的重要議題領域,同時,環境法學對此也非常關注。而環境心理學和環境教育學的研究成果也至關重要,分別解釋人的一般行為規律和行為態度的實踐孕育。可以說,離開了其他學科的成果,環境政治學很難清楚解釋相關問題。”郇慶治說。

　　為建設美麗中國提供學理支撐

　　與會學者表示,黨的十九大報告包含的對于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的戰略部署,對我國環境人文社會科學既提出了重大的理論合作創新要求,也提供了一個巨大的協同發展機遇。

　　郇慶治表示,一方面,我國環境人文社會科學學者要致力于對黨的十九大報告所提出的一系列基本理念作出進一步的學理性闡釋。比如,報告強調既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滿足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另一方面,我國環境人文社會科學學者要更自覺地關注生態文明建設,生態環境治理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新挑戰,并作出各自學科視角的理論闡釋,總結新經驗、提出新方案。如此,環境人文社會科學不僅可以為我國應對生態環境挑戰、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作出更大的主動性貢獻,而且可以依此發展自身,盡快形成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環境人文社會科學。

　　推進中國生態環境問題解決,需要將相關問題放入生態文明的框架中加以考量。羅康隆表示,生態文明的相關研究需要從不同學科進行全面剖析,從而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生態社會基本理論體系和實現體系,為生態文明的建設、美麗中國的實現提供學術支持。

　　以生態人類學為例,羅康隆認為,首先,面對外來物種入侵,生態人類學可以尋求遏制生物污染的文化路徑。其次,面對生態災變問題,生態人類學能夠探尋構筑生態安全的文化基礎。探求最佳的生態修復和維護對策,需要在對本土生態知識發掘、推廣和利用的基礎上,通過生態文化的嫁接和重塑來構筑生態安全屏障,實現人類的生態安全。

　　“此外,促進生態文明建設,技術是關鍵,但最根本的是觀念的轉變。”盧風表示,人們要認識到,生態環境的美好、教育水平的提升、社會文化的豐富都是社會發展的標志;要真正將生態環境的保護放在發展的首位,只有這樣,人們才能從根本上將環境保護作為分內之責,更加重視生態文明建設。

　　此次論壇由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南京工業大學社會科學處、馬克思主義學院和學術期刊編輯部主辦。

　　記者 吳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