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設“一帶一路”沿線境外合作產業園區，是我國深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和國際經貿合作、促進與沿線國家經濟深度融合和互利共贏的重要平臺。基于產業園區理論與“走出去”戰略實踐的有機結合，闡述“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境外合作產業園區的概念及內涵，從園區類型及空間分布兩個方面概述“一帶一路”沿線中國境外合作產業園區建設狀況。通過對農業園區、加工園區、服務業園區、綜合性產業園區等四類產業園區的案例分析，論述我國境外合作產業園區建設的背景意義、總體目標、產業定位、主導企業、運營模式及綜合效應；同時，通過與國內代表性中外合作產業園建設模式的比較分析，提出全面加強雙邊政府溝通、深化完善園區合作機制、科學制定園區產業規劃、加快推動園區配套建設、大力培育引進國際化人才等對策思路。 

　　“一帶一路”沿線境外合作產業園區，是我國深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和國際經貿合作、促進與沿線國家經濟深度融合和互利共贏的重要平臺。至2016年底，我國已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設初具規模的境外合作產業園區56家，累計投資185.5億美元，極大地促進了我國開放型經濟的發展與深化。但在境外合作園區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存在政策及法律法規風險、合作機制不健全、產業特色不突出、基礎設施不完善等諸多問題，迫切需要深入研究其建設模式及特點，剖析存在的問題及障礙，推動境外合作產業園區的持續健康發展。

　　“一帶一路”沿線中國境外合作產業園區（簡稱境外園區），是由中外兩國政府推動，國內企業主導，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合作建設的產業特色鮮明、輻射和帶動能力強的各類經貿合作區的統稱。在我國政府特別是商務部的大力推動下，目前我國已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了23家國家級境外園區，主要涉及農業、礦業、機械、輕紡、節能環保、信息處理、生物制藥、商貿物流等產業領域，主導企業幾乎都是我國實力雄厚、管理水平高、技術設施完備的大型企業，園區分布主要集中于東南亞、中亞、東歐及非洲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

　　按照農業、加工業、服務業、綜合性產業四種產業類型，本文從我國商務部批準的23個國家級境外園區中分別遴選出中國·印尼聚龍農業產業合作區、中俄烏蘇里斯克經貿合作區、中歐商貿物流合作園區、尼日利亞萊基自由貿易區進行案例分析。 

　　從建設背景及重要意義看，通過中國政府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簽署《諒解備忘錄》《聯合聲明》《合作協議》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以及國務院相關部門出臺支持“一帶一路”倡議的指導意見、建設方案等一系列政策舉措，極大地推動了“一帶一路”沿線境外園區的建設與發展。

　　從總體目標及產業定位看，中國·印尼聚龍農業產業合作區重在通過規模化開發油棕資源，建設成為以油棕種植開發、精深加工、收購、倉儲物流為主導的農業產業化園區；中俄烏蘇里斯克經濟貿易合作區重點發展輕工、機電、木業等產業；中歐商貿物流合作園區著力打造以現代物流配送中心和高效信息管理系統為支撐的國際化商貿物流園區；尼日利亞萊基自由貿易區重點發展以裝備制造、通信產品為主的高端制造以及商貿物流等產業。

　　從主導企業及運營模式看，中國·印尼聚龍農業產業合作區的主導企業為天津聚龍嘉華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主要采用“合作種植、全產業鏈構建、基礎設施配套、特色管理”的綜合運營模式；中俄烏蘇里斯克經濟貿易合作區的主導企業為康吉國際投資有限公司，主要采用“跨境連鎖加工”和“就地生產銷售”兩種運營方式；中歐商貿物流合作園區的主導企業為山東帝豪國際投資有限公司，主要按照“一區多園、兩地展銷、雙向代理、內外聯動”的模式運作；尼日利亞萊基自由貿易區的主導企業為中非萊基投資有限公司，主要通過與尼日利亞拉各斯州政府、尼日利亞萊基全球投資有限公司合資成立萊基自貿區開發公司，進行項目開發、建設、運營和管理。

　　從經濟和社會綜合效應看，四類境外園區在推動東道國經濟發展和就業民生改善等方面均做出了重要貢獻。總體看，境外園區建設模式的基本特點為：中外政府友好合作及政策支持是境外園區順利建設與發展的先決條件；有實力主導企業及合理運營模式是境外園區有效建設與發展的根本動力；科學規劃及精準產業定位是境外園區有序建設與發展的重要指引；良好經濟和社會綜合效應是境外園區持續建設與發展的內在要求。

　　我國境外園區和國內中外合作產業園區在建設模式上存在明顯差異。一是建設理念不同。通過引進外資建立的國內園區重在學習國外先進園區的投資建設及經營管理經驗；而在“一帶一路”沿線建立的境外園區則重在推動國際產能合作和我國企業“走出去”。二是政府與市場的作用邊界不同。國內園區主要依靠市場力量吸引中外企業入駐和發展；而境外園區特別需要中外雙方政府的友好交流合作，以降低國際產能合作和我國企業“走出去”的風險。三是資本合作方式不同。國內園區主要采取中外合資、中外合作、外商獨資等多種投資合作方式；而境外園區主要采用中外合資形式，且大多以中方企業為投資主體；四是盈利模式不同。國內園區建設大多采用土地開發費用和財稅捆綁而形成的資金大循環模式，因而資金保障程度較高，盈利能力較強；而境外園區由于大規模的土地開發、基礎設施及配套設施建設，往往造成運營主體資金缺口較大、盈利能力偏弱等困難。

　　由于“一帶一路”沿線大多為發展中國家，投資環境復雜，可能給境外園區建設與發展帶來諸多障礙。一是政策及法律法規風險可能長期存在。如東道國承諾的優惠政策能否到位？提供的便利條件能否兌現？領導人更替導致政策變動等等。二是合作機制不健全加大投資風險。由于企業與東道國政府之間地位不對等、信息不對稱，可能加大中國企業的投資風險。三是產業特色不突出阻礙持續健康發展。園區功能定位和主導產業方向不合理，產業關聯度不強，勢必影響境外園區持續健康發展。四是基礎設施配套不完善影響招商引資。園區交通、電力供應、供水排水、環保等設施配套較差，不利于園區招商引資計劃的有效實施。五是國際化人才缺乏制約核心競爭力提升。境外園區主要分布于東南亞、非洲、拉美等發展中國家，對高層次人才的吸引力普遍不足。

　　站在新的歷史方位上，推動境外園區持續健康發展需要多措并舉。一是全面加強雙邊政府溝通。在中外雙方政府齊心協力推動下，進一步落實兩國雙邊投資協定，特別是明確政策優惠、信息共享、投資爭端、風險防范等相關條款，最大限度避免和降低東道國法律政策變動的風險。二是深化完善園區合作機制。不斷加強政府間雙邊交流協作以及與相關國際和地區組織的聯系合作，建立由雙方政府、職能部門、企業、商會等組成的境外園區領導、規劃、協調機構，統籌推動園區建設與發展。三是科學制定園區產業規劃。堅持以我國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為導向，把我國企業的優勢與東道國及所在地的區位優勢、資源稟賦、產業基礎、基礎設施等因素緊密結合起來，引導企業充分考慮東道國國情和當地實際，因地制宜，科學編制園區規劃及產業定位。四是加快推動園區配套建設。充分利用我國對外援助的有利條件，加強對境外園區所在區域的道路、電力、通訊、燃氣管道、給排水等基礎設施進行援助建設。五是大力培育引進國際化人才。堅持培養與引進并重，努力造就一批懂技術、會外語、能交流的國際化復合型人才隊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