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由江蘇省道德發展智庫、江蘇省公民道德與社會風尚協同創新中心、東南大學“秉文大講堂”、東南大學人文學院共同主辦的“學習研究十九大精神”系列活動——“社會公正與人類道德發展”秉文論壇在南京召開。

　　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倫理學會會長、清華大學人文學院院長萬俊人教授，教育部哲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姚大志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杰出人文學者特聘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龔群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東南大學人文學院樊和平教授，東南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王玨教授五位知名學者就“社會公正與人類道德發展”展開友好交流與深刻對話。在王玨教授的主持下，五位專家圍繞十九大報告“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主題內容，分別就相關議題，結合科學嚴謹的學術論證，作了獨具特色的觀點闡述，各抒己見的同時也相互回應，專家們的連珠妙語為廣大師生帶來了精彩絕倫的思想盛宴。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享倫理基礎（萬俊人教授）：萬教授認為十九大報告將“共享”理念上升至國家戰略層面，標志著我國發展戰略從效率優先轉向社會公正?！凹w主義”應從道義原則和權利原則上作全面理解，作為社會主義本質的“公正”原則追求“權利與義務對等”，統一“權利共享”與“責任共擔”?！肮蚕怼崩砟畹谋倔w論意義在于“普遍倫理”，因為從人類發展歷史來看，我們選擇了以倫理、社會、“在一起”的方式生活。從“人天生是一種社會性動物”假設出發，哲學問題域應定位于“與在”而非“在”，“共享存在”（co-being）應成為人類的本體追求，“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是必然命題，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綿延至今的基本事實。

　　“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共”基礎上有“分”，人類在種族、文化等方面的多樣性為人類應付生存挑戰提供了廣闊空間，我們不僅應看到事實層面上人類多樣性的“分”，更應看到其背后本源上的“共”。當代人類到了地區和群體沖突、發展極不平衡的嚴峻時刻，黨和國家領導人較早意識到了人類問題的根本所在，提出了不僅在中國且在世界范圍具有先進意義的戰略思想——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其意義非凡。智能機器人的出現使得“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更加強烈，人類在應付各種困難中讓自身不斷成長，人工智能的飛速發展使人類重新審視自身所面對的“與在”問題，整體人類秩序的正義問題。面對“世界膨脹，哲學萎縮”的難題，我們必須要擁有類似“共享”、“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大視野，不忘初心，肩負使命，為人類的未來而努力。

　　為什么我們負有服從規則的道德義務（姚大志教授）：姚教授認為道德哲學迄今未能給予“為什么我們負有服從規則的道德義務”提供合理解釋，該問題應分別從“制度規則”和“個人行為”兩方面作答。

　　后果主義認為“制度規則”能促進事物狀態，而“個人行為”遵守制度規則對每個人有好處。面對“事物狀態含糊不清”的指責，后果主義中的主觀主義將“事物狀態”解釋為“偏好的滿足”，而客觀主義認為是“利益”。義務論認為后果主義無法解決其內在理論困境，即為獲取更大利益，部分人的權利可能受到侵犯。義務論主張人遵守規則出于“同意”，與利益無關，但對“個人行為”的“應該”卻不作解釋，強解之則追溯至康德的“絕對命令”。因此，義務論在“制度規則”和“個人行為”方面的解釋均不合理；后果主義為“制度規則”提供了合理解釋，但對“個人行為”則不然，因為存在著個人行為違反規則而獲取更大好處的可能現實，“規則后果主義”為解決這一“行為后果主義”弊端，提出將“服從規則”置于重要位置，主張應當遵守“理想規則”，而非“實際規則”，但“規則后果主義”對“理想”定義及未來結果保障的論述均未能令人信服，且未對“個人行為”作出正面回應。

　　借鑒密爾的“分層理論”和羅爾斯的“有限理論”來思考該問題可發現：密爾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睘樵瓌t解釋“制度規則”，而“個人行為”對錯根據符合“制度規則”與否判定，但密爾仍未解釋“人為何應遵守規則”。“有限理論”將規則分為“概括的規則”和“實踐的規則”，為“功利主義存在侵犯人們權利的可能”作辯護，羅爾斯指出人的行為遵循“實踐的規則”，這一概念能解釋“制度規則”，但不必也不能用功利主義來解釋“個人行為”。受哈特啟發，“現行的強互性”的理論缺陷在于無法解決“制度規則”本身的正義問題，姚教授提出“公平原則”?！肮皆瓌t”的實現需滿足必要條件即接受制度安排帶來的好處，也需滿足充分條件即制度本身是正義的。姚教授基于上述推理作出結論：后果主義能解釋“制度規則”，而“公平原則”能解釋“個人行為”即“為什么我們負有服從規則的道德義務”。

　　正義與平等（龔群教授）：龔教授從“家庭起源”追溯至“人類起源”發現，人類在打破動物的優勢體系后所確立的原始規則、禁忌成為原始人類社會的早期倫理雛形，正是倫理保證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持續長存。

　　龔教授將西方正義劃分為兩大階段：從荷馬到柏拉圖以秩序和諧為內核的正義，從羅馬法至現當代以個人權利為內核的正義。亞里士多德為兩個階段的過渡性人物，亞里士多德提出兩種正義：涉及城邦福利的整體性正義；比例正義（比值正義），即獎懲應根據個人行為所造成的后果按一定比例實施。人類自進入文明世界以來，創造了如霍布斯“利維坦”式的強大政府機構，“如何保障個體應有權利”成為洛克等自由主義思想家重點思考的問題。當自由主義所倡導的個人權利成為價值基點后，“正義”與“平等”便在此意義上相一致了，而“平等”價值在多大程度上的實現意味著倫理道德發展的程度。洛克和盧梭開啟了西方不同的“平等主義”方向。盧梭的方向是我國五十年代社會主義實踐所踐行的平均主義，追求實際財富占有的“結果平等”。今天中國實行的市場經濟實際上選擇了洛克所倡導的法律意義上的“形式平等”。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國”重點在于保障公民在法律意義上的平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在現實發展中出現了日趨嚴重的兩極分化，如何既保證社會運行效率，又促進社會朝平等方向發展是中西方在理論和實踐上皆需面對的嚴肅問題。

　　羅爾斯的平等理論主張在不觸動私有制的前提下，給予社會弱勢者以物質補償，其理論起點是契約平等，第一原則是自由權利的平等，即洛克式的法律形式平等，第二原則包含機會平等。羅爾斯主張按物品分配給予“機會平等”的補償，在“倫理平等”理論來看，“差別原則”所主張的實物性資源平等分配存在巨大問題，即忽略了市場經濟中資源配給因人類自然稟賦會產生不同效能，如“disability問題”的熱議展現了這一困境。

　　倫理的社會與道德的人（樊和平教授）：樊教授認為，我們面臨的難題是人類處于“正義”與“德性”的糾結中，應當認清時代賦予我們的歷史任務。具體而言，應關注四大問題：一，為何“正義”會成為西方關注的問題；二，“正義”為何未成為中國社會的中心議題；三，當今中西方“正義論”與“德性論”之爭的“問題式”有何不同；四，我們如何超越正義論與德性論之爭。

　　一，基于丹尼爾·貝爾的文化定義，樊教授假設西方文化在源頭上缺乏正義，通過考察古希臘神話展現的特點，及倫理道德概念在古希臘進入羅馬時代出現的嬗變，發現西方早期文明面臨著“個體至善”與“城邦至善”的矛盾，“交往行為”和“意志自由”的沖突難題，諸多緣由使正義問題為西方社會所關注。西方社會存在倫理和道德脫節的文化偏向，使得“倫理認同”與“道德自由”之間的矛盾持續存在，這也是西方道德哲學理論在正義問題上聚訟紛紜，斷論不清的原因之一。

　　二，中國文化對世界文明的最大貢獻是倫理道德，這一文化模式可表述為“倫理道德一體，倫理優先”。與西方古希臘神話相比較，中國文化重視“天命”而非“命運”，重視整體性而非個體性，崇“德”不崇“力”，強調倫理正義與道德正義合一的“善惡報應”。儒家的基本范式“克己復禮為仁”，強調“禮”是倫理實體，“仁”是道德主體，通過“中庸”、“克己”來達到倫理和道德的和諧統一。中國文明在文化源頭上的設計使得“正義”未成為中國社會的中心問題。

　　三，西方的“問題式”見于尼泊爾的《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中國文化相信“人人可為堯舜”，無西方式的倫理與道德的緊張狀況，但當今中國市場經濟面臨著“倫理的實體與不道德的個體”之間的矛盾。結合羅素“倫理思考”的憂慮及陳獨秀的“倫理覺悟”，從《我們能否共同生存》到梁漱溟“我們的世界還會好嗎？”的發問，當今時代共性問題可被總結為：“我們如何在一起”。

　　四，“正義論”與“德性論”的爭論正是荀子于《王制》篇所道明的“群”與“分”的關系問題。在“群”與“分”之間，人類提出了“公正”問題，要解決這一難題須回到中國社會“倫理道德一體，倫理優先”的文化傳統。東南大學倫理學力圖在理論上解決“倫—理—道—德—得”的問題，目前在實踐上籌劃建立“社會公正與人類道德發展”東南大學—耶魯大學研究中心，朝著“倫理的社會與道德的人”方向努力。

　　集體行動的倫理邏輯（王玨教授）：王教授從道德主體建構的角度來重新審視我們時代的“集體道德”問題。尼泊爾在《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中區分出“個體道德”與“群體道德”，應引起我們重視，但我們應對該書提出的“群體規?！迸c其“自私程度”成正比這一命題存疑。

　　王教授指出，在學術界將“集體道德”問題逐漸納入研究后，主要從兩方面研究“集體行動”問題：一是反思批判，如洛克等自由主義思想家反思“利維坦”式的國家強力機構對個體權利的侵害，認識到“不道德的國家”是新的學術問題。二是道德主體建構，倫理學界尚未對道德主體建構作出充分的理論說明，相關學科已提供豐富的思想資源，如心理學的“集體意向”理論著重解決“知行脫離”問題。人類主體發展過程可分為三大階段：早期群體主義——近代個體主義——后現代反思“個體主義”。在個體化的時代，倫理學的發問方式變成“我們如何在一起”，我們可借助確立“集體道德主體”的方式來解決該問題。由實證調研可看出，“集體行動”沿著“實體—個體—主體”、“意向—決策—行動”的進路展開。在“行動”環節探討上，應與西方行為倫理學相區分，行為倫理學反對將抽象道德置于“行動”的分析，主張將“行動”置于“場域”中理解。然而，過度強調外部環境對道德主體具身發生的影響，這一行為倫理學的做法在研究“集體道德”問題上并不可取，因為“集體行動”是一個以達成目標、有一定時空斷裂的發生過程，需要結合社會歷史情況來綜合考察。當今中國社會處在告別倫理實體，進入個體主義且逐漸生成道德主體的迭代時期，我們需要在“集體行動”問題研究上作出相應努力。

　　五位專家作了精彩發言之后，同學們紛紛踴躍向專家們提出人工智能發展、道德相對主義、全球正義理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關系等問題，論壇洋溢著生動熱烈的討論氣氛。

　　論壇臨末，東南大學原黨委書記、道德發展智庫首席專家郭廣銀教授對萬俊人教授、姚大志教授、龔群教授長期以來關心幫助東南大學倫理學的學科建設、學術研究、人才培養等工作致以誠摯感謝。（王有憑）

　　以上內容根據論壇錄音整理，未經專家審核